与公共政策的许多领域一样，教师政策干预措施往往在小规模试点中取得成功，但在大规模实施时无法实现持续的系统级变革。经济学家约翰·李斯特创造了“电压下降”（voltage drop）一词，以传达一个广泛观察到的事实，即许多干预措施在扩大规模时产生的影响较小。例如，当教师辅导干预从试点转向规模时，其有效性平均约为一半。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让教师政策发挥作用》也研究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教师政策有效，但我们没有在每个教室和每所学校都观察到高质量的教学和学习？
世界银行认为，教师政策往往不能大规模成功，因为它们的设计和实施没有考虑到个人和系统层面的障碍，这些障碍阻止教师以可扩展和持续的方式采用政策所设想的变化以实现可扩展和持久的变革。
1、判断该政策在操作上是否可行？这在政治上可以接受吗？我们如何利用数据来引导变化？
教师政策需要足够的资金、基本投入和管理能力来大规模部署和维持。需要有能力的管理来部署教师政策，该政策涉及学校系统中的数千所学校、学生和教师。例如，2005年，印度尼西亚颁布了雄心勃勃的《教师和讲师法》，以提高教学质量。尽管政策设计合理，但由于没有足够的人员来大规模评估教师的能力，实施面临挫折。这一影响和延迟的教师培训资金破坏了加强教师专业发展的目标，此次改革未能改善全国学生的学习情况。此后，印度尼西亚通过其最新的Merdeka Belajar（解放学习）改革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法，以建立足够的能力来大规模有效实施政策。
2、是否有政治承诺、信任和联盟来确保教师政策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推广并持续保持？
强有力的政治承诺是教师政策推广和可持续性的先决条件。教师改革在复杂的政治体系中展开，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包括学生、教师、行政人员和家长。广泛传达明确、雄心勃勃但可实现的教育目标可以表明高层次的政治承诺，并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致性。建立利益相关者联盟，包括那些对政策拥有否决权的人，至关重要。教师、教师工会和政府之间的信任促进了合作。为了获得不同群体的认同，通常需要妥协、排序和捆绑政策。
3、是否有足够的数据和系统来确定政策的优先次序和调整？
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推广教师政策改革就像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进行导航。决策者可能不知道从哪里或如何开始解决他们面临的受约束的现状或政治限制。数据允许决策者通过跟踪和沟通来纠正错误，扩展管理能力并引导变化，从而使利益相关者与学生学习的最终目标保持一致。例如，印度“在适当水平上教学”（TaRL）倡议的发展依靠关于学习和教学实践的课堂数据来推动十年来的调整，最终成为迄今为止最具成本效益的大规模教师政策改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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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世界银行，2024-03-27
编译者：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卢鑫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