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冠肺炎的蔓延，使得全球治理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各种改革声音，教育的跨国交流也被裹挟着面临诸多困境。这让我们重新思考全球治理、全球教育治理的本质特点、限度和运行条件。2020年1月13日，张民选教授参与研究院学术沙龙活动，就全球治理、全球教育治理等相关话题进行分享和讨论。我们根据录音进行了整理和摘编，分为“全球治理”和“全球教育治理”两部分，分别发布，以飨读者。以下为“全球教育治理”部分。
图1 张民选教授参加研究院学术沙龙活动
全球教育治理是怎么来的？
全球教育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的一个领域，是WTO首先提出的。而在前期，教育的全球化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并且是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提出来。它伴随几个国际事件：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一下子打开国门面向世界。留学出国由原来以为国家培养人才为目的、从14亿人口挑选出几个人派到国外的一种精英特权，到1979年变成一个有能力有钱皆可参与的全民事件。海外求学、走出国门变成一股潮流，构成教育全球化的一个洪流。第二，亚太地区“四小龙”、“四小虎”的发展。从上世纪55年至59年四小龙和四小虎去美国的留学生人数行程的活动图表可以发现，70年代以前基本上就是台湾、日本、韩国留学生人数最多，后来印度慢慢赶上来。说明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中，大量的学生出国读书也形成了一个洪流。第三，独立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菲律宾、斯里兰卡、埃及这些在发展中国家发展比较好、在准备跨入工业化门槛的时候，也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技术。以上不同国家留学生出国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国际教育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纯粹的全球教育问题就产生了。
我以前做过一个“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研究，发现教育全球化有四重目的，其中一个就是服务贸易。政府要支持教育全球化，首先要“有利可图”。比如英国，本国人在自己国家接受教育，付的学费大致相当于生均成本的1/5，如果一个公立学校大学生交5000块钱学费，意味着培养他的每年成本为25000块，其中有2万块钱是由政府买单，这至今没有变。但是英国在招国际留学生时，就用全成本甚至于高于全成本的价格来招生，这样政府既可以节省钱，又可以以非常低的边际成本换取非常高的边际价值，完全是收益（benefit）大于成本（cost）的“买卖”。所以，英国就想为什么不能将教育变成一种贸易手段？
此后，所有英语国家就也开始仿效，并且得到WTO组织的拥护：教育不是主权的问题，是服务贸易的问题。因此可以把教育算作服务贸易当中的一个部分，放进去让大家去做。做了以后，既然有市场就有“坑蒙拐骗”，坑蒙拐骗出来，全球“治理”也就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大学校长协会、世界大学协会4个机构连在一起，专门写了关于跨境教育的质量保障指南，这就是早期90年代就开始的全球教育治理手段。它的道理是为了保证各国留学生的利益，保证优秀学校的名声，保证世界各国利用教育“合理敛财”。
我国如何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第一，我相信我们国家在教育、在国际问题上，一定还是抱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理念，开辟我们的世界活动空间。而且与美国不同，我们是真心的希望其他国家譬如非洲、亚太地区周边国家也发展起来，希望他们像我们一样的好起来。而光有这种心意也不行，我们还要去研究，切实到乡村去服务、去帮助他们。我们通过此把世界上的朋友邀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才能使我们一个弱国能够真正赢得强大的世界。
第二，中国人真的要去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并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说中国的经验就可以很简单地就到那边，就像欧美的经验不一定适应于中国，因此有效的治理还是需要当地人的努力。所以我自己觉得全球治理是要解决全球性的问题，不可能一个国家来解决，每个国家都要作出贡献。但是真的要治理，又必须要看到每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文化、宗教的差异，所以我认为全球教育治理是有边界、有效度的。
而且，可能会因为大国的不参与，面临很多的问题。譬如，全球治理、全球教育治理一定要有负责任的大国参与。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资金投入越来增多，就需要承担治理的责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去“治理”，我们需要如何甄别和区分“真朋友”，如何避免成为只出钱的“冤大头”？美国退出后，欧洲会有多少国家紧随其后？我们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措施吸引各国成为我们的盟友，支持全球化的理念？等等。到目前为止，尽管我们投入很多，但是在国际组织中并没有享有最大的话语权。美国现在退出，某种程度上是以对抗中国为目的，并且特朗普它并不是一味简单的退出，而是他退出来以后就要搞新的“玩意”。他把美国和俄罗斯的中程导弹的协议撕毁掉，但是他说需要现在建一个新协议。所以我经常想的是真要治理，我们要有好的能力建设，要加强我们的能力建设，不然你想去治理也治理不了。
如何讲好“中国教育故事”？
第一，首先怎么让其他国家意识到中国有经验？第二怎么去理论化，而这个理论化容易让别人接受。也就是说我们理论化出来的东西不只是强调我们的意识形态好。否则的话，别人一定会说我和你意识形态不一样，因此不能这样做。所以还要回到教育的本意上面去。
我们在和英国人的交流（即“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当中，英国人认同的是，我们的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但你不要跟他说，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而是你告诉他，面向全体学生是相信每个学生都发展很好的教育期望。这样他就认了。然后你也不能只说，你要带他去看你们是怎么落实的。所以每年他们必讲到，你们的教育教学面向全体学生，而且他看到了面向全体学生的好处。
所以想要中国经验走出去，不一定要强调这仅仅是“中国”经验，而是要说：只要你这么去做，也会成功，也会变成你的经验。所以现在除了我们每年有100人去英国，英国有100个人来之外，他们形成了一个组织，叫做全国数学卓越教育网。这个网是英国教育部资助他们的。他们要求来上海以后获得经验比较多、教学得到改善的老师在本国传授经验，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价值。所以我的想法是，光总结中国经验是不够的，应该总结出的是可以融入到世界教育话语体系当中的“中国经验”，这样人们就愿意接受了。
图2 2019-2020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启动仪式
这几年办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我也有几个经验：
第一，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吸引人家听故事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国际共同的舞台来显示你的成就。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通过PISA、TALIS来展示我们教育的优势。因为PISA告诉你学生成绩好，TALIS告诉你上海的教师教育搞得好，所以英国就主动跑来学习经验。他知道PISA、TALIS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拿到中国来测试的结果却非常好，于是他就想以前中国很一般，现在怎么回事？中国教育好了，我要来看看。这时候你才可以跟他讲故事。所以这第一点就是解决“如何吸引他来听”，这很重要。一个好办法就是，你参加全世界的活动，在这个当中显示出你的优势。
第二，你故事讲什么？我现在发现的问题是我们不会讲故事，这是个大麻烦。我们第一次请一位专家讲“抓两头带中间”，讲了半天英国人没有搞不清楚。“抓两头带中间”的实质，就是把所有同学都搞上去，就是面向全体学生教学、提高对所有学生的教育期望。我们相信只要是没有智力缺陷的学生，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是都可以、也需要都学会的。怎么去培养呢，英国人碰到问题了，英国人没办法。我们的初中老师到了英国去了，发现一个班上三十几个人，什么样的都有，个性化太强、差异化太大。老师没办法讲，班上吵得一塌糊涂，他们的班主任没办法，只好把学生领走，最后能听的就6个人。本来个别化是好事情，但是过犹不及。这就是英国人为什么要把“掌握学习”改成叫“掌握教学”的原因。英国人在上世纪70年代采用布鲁姆的理论，一个原则就是要在认识学生现有基础上展开教学，学生数学学不好学历史，数学学不好就学中文或英文。其实老师是没有看到他的智慧潜力而放弃了他，个别化变成了放弃学生的理由，所以他没有办法面向全体学生。
为了让英国人懂得“抓两头带中间”，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就带他们去听课。第1天学生做作业，第2天早上第1节课就把学生作业改出来。第3节课上课，叫几个学生到黑板上做两道题目，其他的小朋友在底下做，等大家作业都做得差不多了，问大家在黑板上的5个学生做的怎么样？做错的，错在哪里，大家一起订正。做对的小朋友解题思路让他自己讲，接着问有没有更好的解题方法。如果做好的小朋友也讲不出来，老师就出来示范，老师比做最好的小朋友使用的方法还要简约，小朋友们就鼓掌。整个教学过程其实照顾到了所有的小朋友。英国老师就说我们已经懂得什么叫“抓两头带中间”了。所以，我们其实还不知道怎么讲我们的经验。
第三，怎么讲故事？大学的授课式讲座其实效果不明显，参加中小学公开课的形式会更好。但听第一堂公开课的时候，英国老师是有抱怨的，认为自己是专业人士，听课好像自己很low。但是，当我们把他们分到中小学听课之后，他们就天天去听课，因为他们明白了听课原来是互帮互学。所以我们2014年跟英国签合同时，他们要求上海的老师多上课，一天三节课，但他们的老师不来听课。到2016年我们再签协议的时候，他们就要求你不要讲三节课，一天只要上一节课，但是要允许英国老师听课，要我们的中国老师去说课，开教研组活动。他们最后跟我们说，你们还学习我们英国的学习共同体，你们这个教研组就是最好的学习共同体。现在英国人也开始学习中国搞教研组了。
最后，谁来讲故事？我们的中小学老师更会讲，并且能看到英国人的弱点，看到我们的长处。此外，我们不但要自己讲，还要让英国人帮我们讲。在中英教师交流这个项目当中，我们并不强调这是“上海的秘密”，而是说只要你去学去做，你也可以做到。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要承担的，是讲好中国故事，并且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不要只是强调“中国”。
图3 往期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
不同国家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方式有区别吗？
我当时想写这本书，有一个宗旨，就是想总结不同国家的模式。我觉得几个世界强国，对国际组织的人才培养有不同的出发点和不同的政策。
日本模式是“***制”，日本因为知道日语不是通用语言，他没有很多通过翻译人员进入到联合国的渠道，但是他又不像德国这样一个承认自己战败，承认自己负罪，通过请罪让大家得到理解，来进入国际组织。它进入国际组织的路径基本上就两条，一是砸钱，二是“塞人”。他的目的是明确的，要成为一个世界政治强国，而不只是一个经济上很强，政治上没有发言权的国家。砸钱了以后有很多国家都成为他的好朋友，第二个就是培养人才，所以这是***制。因此它的整个国际组织人才的系统做的特别好。
美国模式是“上层进行政治安排，基层靠学者素养和培养体系”。政治安排方面，譬如世界银行的总裁，儿基会的负责人，必须是美国人。其他高层也都通过政治安排来解决，而且五常为什么所有都是安理会执行局，这也是他提出来。当然我们也沾光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让世界各国看到中国也是一个大国，逐渐也会成为一个强国。但美国确实钱也多，发展得也比我们早，所以国际关系的理论专家、各行各业的专家都很多，在基层美国也靠学者占领各领域的理论话语权。
印度模式。印度的存在感很弱，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印度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西方人眼中，他是一个最能够接受西方理念的发展中国家，并且他的工作人员最能够用西方的语言和逻辑去表述问题，因为它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而且，大部分有才能的知识分子都到英美去留学，这些知识分子精英对自己的国家还没有信心，留学后大部分人都不回国，都跑到国际组织当中去。所以在国际组织，我们看到的印度人的面孔比看到中国人的面孔多的多，钱也交的不多。因为当欧美和苏联发生冲突的时候，当欧美不喜欢中国的时候，印度作为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且懂得西方话语体系的国家，就会迅速发展。
瑞士和泰国模式，就是把国际组织请过来，自己保持中立。所以你看亚太地区，当时来了很多的国际组织，现在就从上海迁到了泰国。东南亚有10个国家，东南亚的教育部长会议，联合国的亚太地区教育局全都在曼谷。坐庄的人总有三分的利益，当然可以解决点就业问题，这边搞一个副局长，那边搞一个副秘书长还是有的。瑞士从18世纪末确定自己永远是个中立国的地位以后，其实国联、世界银行、联合国的非洲总部、红十字会，还有世界卫生组织全都在那边。
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研究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输送有哪些不同的模式，我们就可以找出应该选择什么模式的答案。这就给我们培养能够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教育治理的人才、制定这方面的政策奠定基础。
编辑：孙雪莲，张华峰，李佳丽
（本文没有经过张民选教授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