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多国面临着严峻的人口结构挑战和关键行业劳动力短缺的困境，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长。为应对这一复杂局面并最大化劳动力迁移对发展的影响，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经合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近日联合发布了《亚洲劳动力迁移：公平招聘、培训与发展》（Labor Migration in Asia: Fair Recruitment,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报告。该报告旨在通过知识共享平台，积极探索劳动力迁移领域的最佳实践与政策方案，为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决策者、从业者和研究人员提供及时的数据、比较分析和实用见解。
一、亚洲劳动力迁移趋势
报告指出，劳动力迁移在亚洲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2021至2023年，亚洲主要劳工输出国的外派人数在经历新冠疫情导致的断崖式下跌后稳步回升，并在2023年超越2019年水平，曾一度预示着亚洲劳务输出进入新增长周期。但2024年该趋势逆转，13个来源国的劳动力外派总量从670万降至650万。不同来源国表现迥异：菲律宾实现6%增长，占2024年外派总量的38%；斯里兰卡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长6%；中国劳务合同外派量增长18%。但多数亚洲来源国出现下滑，孟加拉国（-22%）与巴基斯坦（-16%）跌幅尤为显著，尽管如此，两国2024年的外派量仍分别占总量的16%和11%。
在劳动力迁移的性别构成方面，报告显示2024年女性移民工人的平均比例回升至30%，扭转了疫情期间的下降趋势。然而，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如印度尼西亚女性移民工人比例高达68%，而孟加拉国（6%）、巴基斯坦（1%）和印度（0.4%）则非常低，这通常与目的地国对特定劳务类型的需求相关。
二、亚洲公平招聘：问题、挑战与取得的进展
公平招聘的核心在于确保所有招聘活动都符合法律法规和国际劳工标准，尊重人权，杜绝歧视，并保护工人免受虐待，无论是在境内还是跨境劳务市场。报告指出，招聘方式直接影响移民工人的劳动回报。招聘成本指标（Recruitment Cost Indicator）调查显示：尽管私营招聘机构在亚洲劳务市场占据主导，但直接雇佣（例如，泰国邻国移民中51%-66%的比例）和亲友介绍（孟加拉国达51.5%）等替代渠道亦广泛存在。马尔代夫男性移民通过私营机构求职者占66%，而女性移民68%通过工作调动或直接雇佣实现迁移。菲律宾因多数职业禁止直接招聘，超50%受访者通过私营机构出国，仅8.2%通过工作调动。
报告指出，公平招聘推进的首要困境是岗位供需失衡，例如孟加拉国140万工人竞争马来西亚种植业1万个岗位。加之原籍国与目的地国治理薄弱（如孟加拉国议员和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高官涉嫌招聘腐败诈骗），以及目的地国雇主绑定签证、海湾国家“卡法拉”赞助制（Kafala system）等问题，工人极易陷入强迫劳动风险。全球供应链中复杂的分包模式也助长了企业规避劳务剥削责任的行为。
三、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针对潜在移民的境内培训项目
近年来，劳动力迁移领域日益受到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如何为海外务工人员提供职业培训，进而引发了如何将技能培训与常规移民渠道相结合的深层思考。为应对这一需求，亚洲及部分太平洋地区已形成多种培训模式。以斯里兰卡为例，《2023-2027年移民就业国家政策与行动计划》将潜在移民的技能培养视为国民在全球劳动力市场成功的关键。其外籍就业局提供的培训集中于护理、家政、语言技能和目的国适应等方面，这类基础行前培训不包含高级技能内容。首次出国务工的家政人员需参加收费约75美元的强制住宿培训。
四、对外移民、侨汇与社会经济发展：以尼泊尔和菲律宾为例
报告的第四部分聚焦于对外移民、侨汇（Remittances）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侨汇作为重要的外部资金来源，其流入量已超过官方发展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包括减贫、改善家庭收入、促进健康与教育投资、促进金融发展同时减少贫困。然而，侨汇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如加剧进口驱动型消费、扩大贸易逆差、人才流失以及对社会和谐和文化认同的影响。
报告以尼泊尔和菲律宾为例，详细分析了侨汇对这些国家宏观经济和微观层面的影响，强调将侨汇引导至生产性投资，减少对侨汇的过度依赖，并解决移民带来的负面社会和人口影响，包括创造国内就业机会、加强回国移民的再融入、提升政府发展投资能力，以及通过激励措施鼓励移民将资金投入有助于经济多元化和长期增长的行业。
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labor-migration-in-asia_0360fe19-en.html
编译自：经合组织，2025-09-02
编译者：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崔子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