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实录 | 黄荣金教授“课例研究:建构教研和实践共同体”

发布者:李景煜 发布时间:2022-11-01 浏览次数:10

10月14日上午,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特聘教授黄荣金教授应邀作题为“课例研究:建构教研和实践共同体”的学术讲座。此讲座是研究院“学思讲坛”系列学术活动的第十七讲,由黄兴丰教授主持、王洁教授任与谈人。黄教授的讲演涉及课例研究的背景、中国基于教研制度的课例研究,以及课例研究案例分析等内容。

 

图| 黄荣金教授


(以下为讲座实录,内容略有改动。)

黄兴丰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黄荣金教授和王洁教授来参加我们的学术论坛,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黄荣金教授在香港大学和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获得两个数学教育的博士学位,现在在美国中田纳西大学做研究。王洁教授曾在上海教科院工作,与顾泠沅教授、杨玉东教授一起作为国际课例研究协会创会成员,做了很多非常优秀的课例研究工作。我们首先请黄老师讲解,之后请王洁老师一起讨论,接着在场师生可以提一些问题。欢迎黄老师开始!


以下为黄荣金教授讲座的主要内容:


黄荣金教授:首先我非常感谢黄兴丰教授给我提供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今天来做的报告更像是和一些老朋友进行轻松的交流。我跟王洁教授认识已经有20来年了,在上海做行动教育研究的时候,王洁教授做科学教育、我是做数学教育,我们一起做课例研究,合作得非常愉快,也收获匪浅。我对上海师大印象深刻,作为特聘教授,我在上海师大还有许多工作,与黄兴丰教授也有许多合作,跟上海师大有很长的渊源。我更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来分享我个人学习研究的一些经验。


今天我要分享课例研究,作为一种建构教研活动和教学实践共同体的有效模式。本次研究报告主要围绕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介绍研究背景及相关研究进展;第二部分是着重分析中国基于教研制度的课例研究,提供一种解决当下国际难题的方案;最后一部分是未来该怎么样进行课例研究,结合具体的案例分享课例研究理论。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教育研究人员和课堂中的教师,也就是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之间总是有一定的距离。研究者认为自己的研究很不错,但是一线教师会抱怨研究员喜欢纸上谈兵,没有关注到课堂中的具体实际问题,研究成果无法帮助教师解决迫切的问题,无法寻求有效的手段来帮助改进学生的学习,所以两者之间有一些隔阂。


研究和实践之间的脱节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在国际上也是如此。究其根本原因,第一是教育研究的质量,它能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有很多的研究,没有关注教学当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和实践当中存在互信的问题。第二是缺乏经费和机制,无法将好的成果全部转化落地。美国的研究项目是长期进行的,一个研究通常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这样产生的成果有可能产生一些具体的效果,而不是仅仅发了几篇文章。第三是研究人员和教学实践人员之间的目标、价值和需要不一致,两个群体之间关注点和认知不一样。研究人员更关注理论的问题,关注理性分析,教学人员关注个人的经验,关注具体策略,所以一些教学人员认为很重要的问题,对研究人员来说不是一个研究问题,没有什么研究价值。种种原因造成了研究和实践之间的脱节。


国际上采用了多种方法来建立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大体上有五种方式。第一是单向传递的方式,即研究人员把研究成果传播给教师,通过教研人员的解读传播给教师,希望教师们理解后可以在课堂里使用。第二,把研究成果写成教师能理解、看得懂的书或文章,希望一线教师们自己去看、理解、揣摩、去实践。第三是渗透的方式,即教研人员和教师一起做项目,这不是有目的地传播某种价值或某种方法,而是在做项目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互相影响,从而产生传递。第四是互相主动进行跨界影响与传播的方式,即研究人员主动跨界到教师当中,把理论研究成果和他们分享,同时希望他们理解并实施。教师同样也做研究,希望从研究人员这里学到相应的理论和一些研究方法。第五是分析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我们做研究不仅仅要关注理论价值,也要关注应用价值,最好的是我们的研究问题来源于实际需要,且具有理论价值。


在教育研究方面,主要有三种模式用于联系理论和与实践。第一种是教育行动研究,由一线教师做研究,看效果如何,能否改进实践。第二种是在美国用的比较多的,研究人员基于某种理论框架,测试这种理论在实践当中是否真正有利于学习,是否真正能够达到所期望的效果。第三种是研究与实践共同体,或者称为伙伴关系,就是围绕课堂现实当中的问题,由教师和研究人员一起进行深度的合作与研究。


许多研究人员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把教育研究和教学实践结合起来,并在大范围内对教学实践产生积极影响的问题。蔡金发教授在担任美国数学教育杂志主编期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来探讨这个问题,他最后总结出来结论非常简单,通过改进科学模式,可以有效建立理论和实践的桥梁。


欧洲学者研究了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合作模式,发现在合作当中,教师和研究人员一起围绕问题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教师是研究的主体。在亚洲,日本的课例研究、中国的课例研究也是很好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进行平等合作的平台,是很好的典范。美国学者瑞斯通过分析日本课例研究的各种模式及功能,认为日本的课例研究就是一种改进科学的模式。我们通过分析也发现,中国的课例研究同样具有改进科学的基本特征。特别在最近发表的《中国课例研究:理论与实践伙伴关系》中,强调了研究人员和实践人员的伙伴关系是怎样在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产生积极作用的。


解决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需要转变根本观念。研究人员不是领着教师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而是要走到教师当中去,面对教师所关注的问题,和教师一起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根本观念改变以后,也有一些具体操作的建议。研究人员和实践者要围绕教师实践当中最关切的问题,关注学生的学习,基于理论和课堂实践来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方案要聚焦于能否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这一研究过程需要反复设计、实践、反思、检验,这样才可能有改进效果。蔡金发教授认为研究人员和实践人员要组建一个基于网络的专业学习共同体,进而建立一个专业知识库,这个专业知识库是可持续、可查询、共享且细致的,并且关注学生学习。


我想推荐最近刚刚发布的两期专刊。一期是《亚太教育》,这期专刊关注亚洲的课例研究及其基本功能,聚焦亚洲课例研究怎么样建构理论和实践的桥梁作用,和建构研究与实践伙伴关系的方法,作者包括方燕萍教授和陈向明教授等。另一个《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Lesson and Learning Studies》的专刊,是关注中国在课程改革中怎么样利用课例研究来培养、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对课例研究有兴趣的同行可以研读这两期专刊。

 

图| 《亚太教育》

 

图|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Lesson and Learning Studies》


国内很多同行都用循环论证的课例研究。但在国际上改进科学比循环论证这个概念更加广泛,美国的卡内基研究中心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发展改进科学的理论。

改进科学有6个基本原则。第一,明确问题。即我们怎么样才能改进现实?即要明确用户关注的问题、具体的问题,对于教育研究来说,是教师所关注的问题。第二、三点,理解条件、对象和本地系统。即要明确这个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什么背景下产生,问题的主体是谁?第四,可测量目标。即在清楚问题后制定具体、可操作和可测量的目标。第五,科学探究基本环节。就是PDSA,就是设计、实施、研究和行动4个环节。第六,共同体增效,即建立一种网状的学习共同体,这样群体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

 

图| 改进科学和循环论证


我们在做课例研究时,首先要形成一个研究的小组。第二要确定想要解决的问题。第三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个时候就遵循了科学探究的P(Plan)、D(Do)、S(Study)、A(Act)四个环节,也就是分析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寻找理论基础,确定计划和可测量的、可操作性的目标,再根据目标实施研究,用数据说明研究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并分析达到的程度情况,最后再通过分析结果修改方案,改进理论,再重新循环往复,直到你觉得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就可以把得到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并传播。在整个过程当中,要不断寻找与积累依据,方案到底有没有效果?对什么学校、对什么学生、在什么条件下有效?要把细节都一一记载,最终形成一个整体的方案,再到更大范围里推广应用。



日本课例研究和中国课题研究具有改进科学的特征。双方的课例研究有许多共性,也有一些差异。二者的共性有:两个国家都在全国范围内有非常系统的教师专业发展体系,课例研究嵌入工作当中,无处不在,是教育研究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二者的差异有:第一,中国的课例研究强调要施教、反复磨课,直到磨出一个我们认为比较好的课。而日本专家认为对于不同的学生而言,好课是不一样的。第二,中国关注具体内容,如核心概念的教法,而日本关注比较宏观的内容,例如怎样进行问题解决,学生记笔记的作用等。第三,中国的课例研究专家会直接参与在课例研究的过程中,而日本认为专家参与过度、过深会影响教师的专业发展,最后评价公开课时可以为教师提供更好的观点。


中国的研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得益于我们的两个基本制度。一个是教师的职称、资格评审制度,第二个是教研制度,这两个制度为课例研究提供了支撑和保证。除此之外,中国的教师学习文化也支持教师进行课例研究。我们课例研究的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更重视经验、教学技能的展示和发展;或更多地关注教师,而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困难、学生心理、学生个人情况的关注较少。


我接下来讲一讲我们怎样(把课例研究)聚焦学生的学习,有什么样的具体操作方式。

第一点,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这在改进科学里面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这么做,是基于什么理论、什么研究,怎样实施?这些都需要理论支撑。

第二点,建立在欧洲和美国通行的焦点学生组。在课例研究中,选择三、四个学生作为不同学习程度的代表,在研究的前中期对学生进行访谈、测试,最后通过焦点组学生在课例研究中的学习发展情况,来了解学生在课例研究中学会了什么、经历了什么。

第三点,利用现代科技开发一些实用、简单、有效且能快速呈现结果的测量工具。美国有一个花了5年的研究项目,他们专门开发了一些测量工具,这些工具在使用时简单且高效。


在课例研究的整个环节中,我们要明确研究问题、测量方式,并清楚如何达到预期的目标。在进行教学设计之前,我们要整合相关的研究材料,在理论框架下确定研究主题,再进行设计与实施。在课堂观察与收集数据的时候,要根据原来预期的结果来收集数据,并分析数据是否符合研究目的、是否可以评价研究进展,同时还要关注学生学习的具体情况。最后,根据收集的数据,分析、寻找共同点,为下一轮改进提供依据。


新冠疫情以来,课例研究逐渐转为线上。我们也在去年编了一期专刊,来探讨怎么样通过网上的课例研究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在专刊上我们提出了一个模型,在某些方面用现代信息技术,可以更有效地促进课例研究。例如在备课时,可以在网上分享资源,上传教案,邀请大家共同修改,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反馈。在开展教学时,既可以在课堂里拍录像,发布到网上去评价或者讨论,又可以参与网上实时教学,在线观课、评课。当然他们各有利弊,最终怎么样用现代人工智能技术把课例研究所产生的成果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分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且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于使用现代技术,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供大家讨论。第一,怎么样建立共享的共同体?通过网络技术是否可以进一步发展学习共同体。第二,怎么样建立一个可分享,可搜索的更加有效的课例研究成果资源库?


我想分享我个人使用现代技术进行课例研究的方式。有时我在教室里放几个录像机,现在的自动追踪技术,可以跟随教师的脚步,或者可以为每个小组发放一个iPad,把小组活动拍摄并记录到iPad中,教师端可以整合学生端的录像记录,也可以将视频上传到云端共享。教研员观看以后提出一些具体问题,然后老师根据这些问题反思自己课堂的特点。通过这个平台,那些没有现场观课的老师也可以通过录像分析、参与课后讨论,可以加深对课堂的理解。还有一些技术,如电脑上的软件,教师把任务分配给学生,学生在电脑上做,每一个学生的操作老师都能看清楚,教师可以分析哪一些是典型的错误,哪些是好的方法,可以思考选择哪一部分来讨论。将技术融入课堂,可以掌握学生的具体情况,观察学生的课堂操作情况,学生的学习情况也一目了然。因此,我们可以考虑,用不同的技术手段来怎么更好地关注学生的学习,并用于课例研究。


近几年国内也有许多地方开发了平台,例如苏格拉底平台,可以对课堂本身可以进行量化分析,从技术、教学法、模型等多个角度来分析技术、教学法、教材的内容。并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编码收集数据来分析,还可以立刻把这些结果用直观的图表的形式呈现。这对于课后参与讨论与点评的老师来讲非常方便。还可以发放电子设备,只需要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输入连接密码,就可以输入听课现场的感想,它会自动保存到系统内部,并把每个老师在课堂中关注的问题统计出来,这也为课后的分析提供了巨大帮助。数据库能够把不同地方的课例研究成果、录像、讨论、教案等都归总到一个资源库,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学科、水平来搜索,这为课后进一步的改进和研究提供了便利。


接下来我想梳理中国的课例研究。我国最早介绍中国课例研究的是顾泠沅教授,(介绍了)行动教育。我和鲍建生教授,第一次在国际的舞台上介绍“课例”一词。然后杨玉东教授他们,把中国的教研组和课例研究介绍到国外去。紧接着顾泠沅教授的团队,将关于课后这个教研员怎么评课、分析课这部分的内容介绍到国外去,这个影响是很大的。第二件工作,就是我和一个日本学者编的一本专刊,比较了国际上不同流派的课例研究,我们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课例研究”这个词,将其与日本、英国、我国香港地区的课例研究放在一起。


这个专刊里有一项研究是北师大王磊教授团队做的国内的高端课例研究,这个研究影响非常大,目前全国已有100多所学校采用了他们高端课例研究的模式。在这期专刊内,他们系统地介绍了高端课例研究的方法。他们重视科学素养,并提出了一个模型,阐释了科学素养包涵的内容和测量方式,整个研究架构非常清晰。这是一项量化研究,在研究中通过反思有两次改进,改进后对学生进行访谈、并观察学生的课后情况,观察整个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变化,并从统计学的意义来观察学生素养的提升程度。

 

图| 王磊教授团队高端课例研究成果(图源来自网络)



还有一项研究是四川大学关于教师成长的案例。四川大学和成都外国语实验学校建立了长期的多学科的课例研究关系,很多老师带着他们的研究成果参加了国际的会议。这个团队里既有大学的研究人员,也有退休的研究员,还有教师。他们在这个专刊里介绍了一个具体的课例研究,怎样对初中学生进行轴对称概念的教学来促进他们的理解。大家知道轴对称的概念小学、初中和高中都会学习,但在不同的阶段学生要达到什么样的理解水平较难把握,因此他们探讨了这个问题。通过课例研究,他们关注教师对教学知识认识的深化,教学态度的变化,同时关注变化是怎么发生的?这项研究对教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课例研究在哪些方面可以进步?


我最早对中国课例研究感兴趣就是中国的教研员和教师之间的合作和工作,我想这是中国教师教育专业发展文化的特色。我第一个研究做了有关教研员和教师之间是如何合作、如何共同学习的主题。这个主题要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教研员可以作为促进者,而教师作为学习者。但两者该如何共同学习?我找到了关于促进者和学习者之间怎么样进行共同学习的框架。然后观察教研员和教师,收集整理数据,把中国的研究人员、教研员和教师,他们互相到底学到了什么都可以讲得清清楚楚。


第二个研究关注:教师和教研员的合作机制是什么?教研员和教师群体是怎样进行合作学习的?我采用了扩展性学习理论,探讨教研员怎么渗透到教师当中来帮助教师的同时他们自身又得到了发展。很少有人研究教研员的知识结构,如何培养教研员,他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来发展等问题。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的量化研究,调查对象是500多个教研员,通过观察他们的知识现状,利用量化的方式来刻画教研员的知识结构以及发展情况。我们将中西理论结合指导实践,然后在进行数学内容的教学设计,观察过程中的变化,研究结果发现在中西结合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对象对概念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研究都可以说明,有一个好的框架和一个清晰的研究问题,就可以做好一个研究。


我们最近的研究关注了教师在课例研究中的学习过程的变化以及经历的阶段。我们选择的理论框架是扩展性学习理论,将发展过程分成了几个水平。在研究中探索了这几个水平和课例研究的几个环节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通过实证的方法证明,中国课例研究中的环节和扩展学习的阶段是有关联的,这促进了中国课例研究的学习机制的发展。


我们的研究通常关注知识、教学知识、教学的实践的变化,但关于教师做课例研究后的材料体系和资源体系变化情况的相关研究很少,所以黄兴丰教授做了一个课例研究,探讨教师的发展、资源体系的发展,并在他们之间建立联系,这一研究把课例研究推到了一个新水平,也就是教师和资源之间的互动。


在中国的课例研究中,研究人员和教师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联系就是很少对彼此产生质疑,而是互相信任与尊重。我想给大家提出一些关于“怎么样建构一个真正深度交流的互动共同体”的建议。教师是共同体的主体,既要关注教师教育的理论,也要关注教学实践的一些主要问题。在合作当中,既要关注理论的提升,也要关注实践的改进和实践知识的积累,同样还需要不断的进行总结和传播。方彦斌等人提出,在建立平等互动的共同体里面,有很多问题是我们和教师们都不清楚的,要关注并解决多变世界中的问题,而如何在一个动态的、不确定的、变化的世界中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这正需要我们进行平等且深度的互动交流。


在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该如何建构课例研究和教研共同体?

第一,我们一定要互相学习,研究人员通过做课例,获得成长和发展,同时帮助教师发展和成长,这是必要且互利的。第二,研究人员不是带着理论做研究,而是在理论框架去指导教师进行具体的、可操作的教研活动。第三,教师和教研员的合作是一个持续长久的,是互利的活动。希望能够建立基于平台互动的课例研究的实践共同体,既能促进理论发展,又能促进实践发展。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基于我们的教研体系和教研组活动来建立更加系统化、互联的共同体,能够真正在大范围内促进中国的教师专业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做好研究,把中国的故事讲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谢谢大家。


以下为王洁教授对黄荣金教授讲座内容的点评:


王洁教授:关于今天的课例研究报告,我想谈一点我的学习体会。黄教授谈了两个主题,一个是教研和实践共同体,另一个是课例研究。教研是一个中国的概念,实践共同体是一个西方的概念,黄教授谈了中方的概念和西方的概念怎样融合在一起。虽然我们觉得我们一直在做课例研究,但一直受关注的是美国和日本的课例研究。今天,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者向西方介绍我们中国的课例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事实上,课例研究主要是有两类人在做,一类是一线老师;另一类是研究者,包括各类的研究者和研究生。那我们的课例研究和一线教师做的课例研究究竟有哪些不同,可以有怎样的发展?

对此,黄荣金教授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两点。首先是有一个清晰的有意义的问题,第二个是有一个理论的框架。黄教授还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资源、网站、实用的工具,也介绍了他和黄兴丰老师一起做的一些研究,这些案例给了我很多启发。首先,课例研究一定是做出来的,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只有实践了才能够发好的文章。第二,理论的框架很重要,刚才荣金教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案例和理论的框架,我们该如何去寻找理论的框架?这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很重要。最后我想说,中国老师也有很多的经验,怎么样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通过学习西方理论来思考自己的实践、发展自己的实践是重要的。就像荣金教授所说的一样,有一种期待,希望我们能够把课例研究、教研活动、教研组共同体这个事情做得更好。谢谢黄老师!


黄兴丰教授:非常感谢两位教授精彩的演讲和点评。谢谢各位老师、同学的在线参与,谢谢大家,期待下次我们再一起交流!


文稿编辑:严佳丽、赵星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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