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国勇教授、杨帆副教授参加OECD高等教育非正式工作组会议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5-12-10 浏览次数：1493

2015年12月3日-4日，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胡国勇教授、杨帆副教授受中国教育部国际司委托参加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荷兰海牙全球正义研究所举办的高等教育非正式工作组会议。

“高等教育非正式工作组”是在2014年由OECD的教育政策委员会(EDPC)所建立，主要工作是就具体的主题提出建议，帮助OECD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实质性的决策。因此这个工作组虽然是“非正式”的，但实际上是OECD教育决策的重要平台。

这一工作组目前的工作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关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评价（benchmarking），旨在开发统一的高等教育系统多维度测量指标，使得各国之间可能得以相互比较，辨识出每个国家的优势和劣势，进而提供相互学习的基础，改进高等教育系统的表现；二是对高等教育系统在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素和效果进行深度分析，监测高等教育是否产出了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知识与技能的混合型人才。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从这两个方面进一步凝练测量和分析的概念框架和指标，共有来自中国、瑞典、西班牙、葡萄牙、丹麦、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荷兰等国家，欧洲委员会等欧盟行政部门以及EP-Nuffic等国际教育机构的代表参与。

与会者首先讨论了质量基准体系所应当涵盖的学历层次，包括了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2011的5-8极端（短期的高等教育、本科阶段、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与会者将质量评价的概念定位在“可供在各国之间比较的、可观察的表现评价”，至少包括了三种类型质量评价：

指标评价（metric benchmarking）:主要是对各国高等质量的优势和劣势进行持续甄别，而不是传统式的指向判定某一目标是否达成的评价。
实践评价（practice benchmarking）:旨在基于前一种评价，寻找达成较优表现效果的实践基础和工作逻辑。
政策评价（policy benchmarking）:专门从政策的角度进行国家之间的比较。

评价的数据类型包含了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两部分。定性数据主要提供高等教育机构的组织和运转状况方面的信息；定量数据主要提供关键的质量影响因素信息。

2. 高等教育系统质量评价的指标

在3日上午所讨论的的概念框架基础上，3日下午与会者通过进一步分小组讨论，逐步梳理出了一个初步的高等教育表现性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了五个维度（维度一）：

管理维度：包括政府的背景指标、大学等机构的背景指标、市场的背景指标
财政和人力资源维度：支出项、人力资源特点
人才培养：准入和参与机会、技术使用、学生支持、教师发展、国际化、年度成就、劳动力市场反应、社会影响
研究：学术人员活跃度、博士学位研究者比例、博士后研究者比例、学术研究收入、发表物、科学影响、社会与经济影响、创新
社会服务：提供的服务项、知识转化、区域的发展、合作

工作组主席团基于以上维度提出了对每个维度进行分解的五个板块，分别是“输入项”（input）、“活动项”（activity）、“输出项”（output）、“过程性结果项”（intermediate outcome）和“最终结果项”（final outcome）；继而通过分小组讨论，将“维度一”下的指标归入了具体的板块。OECD高等教育数据库的一些重要的数据缺失情况也通过讨论浮现出来，主要集中在活动项、输出项和结果项：

活动项的缺失数据：辍学率、师生比、学生满意度、实习情况
输出项的缺失数据：完成学业所需时间、完成学业的年龄、完成学业的比例
结果项的缺失数据：雇主满意度、雇员满意度

12月4日上午的讨论主题是OECD国家在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方面正面临的挑战。与会诸国认为应当考虑到两个方面的情况：（1）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具有不同类型和层次；（2）毕业生将要服务的市场来自于差异很大的不同地区和领域。由此应当考虑以下的一些挑战：

技术的发展所催生的越来越多的“在线工作平台”，导致工作越来越碎片化。人们越来越喜欢不断交换各自的服务（如通过“时间银行”等方式）。这使得劳动技能的发展需求越来越复杂。

收入的公平性一直没有很好地检测：以前关注的更多是平均数和标准差；现在希望通过整体的分布来更加细致地评价高等教育和收入之间的关系。
劳动力市场的安全性稳定系数降低：高等教育应当更加敏感地回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规避所开设的专业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被迅速淘汰的危险。
工作环境的质量：工作环境本身在改善，但工作强度的增加削弱了工作环境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学历的意义降低：无法反应实际的工作能力。
性别差异：高等教育专业选择时的性别差异严重地影响了未来的择业方向。

2. 提高高等教育在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政策杠杆

12月4日下午，与会国代表分组讨论了提高高等教育在劳动力市场表现方面的政策杠杆。从讨论情况来看，各国的政策维度基本一致，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对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进行优先性排序：对重要的专业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资助；对特殊的专业给予入学注册保障。但这类政策的问题在于劳动力市场需求目前并不能得到准确评估，可能导致供需的失衡。而西方国家学生在进行专业和职业选择时考虑的因素也不仅仅是就业，干涉学科优先性在西方国家看来有干涉人权之嫌。
基于表现的财政资助：根据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优异程度，对大学和专业给予资助。主要的问题是很多机构宣称它们的就业效果需要在较长的时间段之后才会表现出来，难以准确测量。
为学生提供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就业课程，并对这些课程进行资助：这一政策的重点是希望通过直接为学生提供可选课程的菜单，引导学生面向就业来选择课程。但其问题在于，研究发现学生在课程选择上“非理性”的程度非常大，而当政府只能引导而非控制学生的课程时，这一政策的效果就很弱。
政府与高等教育机构的策略性合作：政府在整体通盘考虑的情况下，和每所高校进行洽谈，拟定相关的就业效果要求，对高校给与资助，由高校来自主采取策略完成这些要求。主要的问题是，合作洽谈的结果往往由具体的协商能力而不是真实的合作内容来决定，谈判水平高的机构获得更好的资助，但由于结果反馈的机制很难建立，导致最终效果不佳。
建立认证体制：大学毕业生必须获得相应的资格证书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大学必须为这一环节提供资助（实际是政府资助）和支持。这一政策杠杆的问题在于只能提供最基础的认证，对更高水平的就业技能要求无法加以引导。

虽然OECD目前存在数个高等教育评价的体系和大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往往是“目标导向”的，具有明确的出发点和意图。而此次的工具开发旨在整合这些不同的项目和工程，建立一个不断更新和完善的数据库，帮助各国不断相互比较、相互学习，最终服务于具有不同目的的数据使用和决策过程。这应该是OECD国家相互联系增强的一个表现，也是进一步增强在高等教育领域联系的一种手段。

从讨论过程来看，OECD组织对于高等教育机构各自的学术传统和兴趣并不愿意多加干涉，但从这个组织的经济促进功能出发，它希望能更多地引导各国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积极地考虑经济发展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在整个会议期间，OECD组织不断释放各种有关劳动力市场需求和要求变化的信息，如毕业生绩点对于用人单位雇佣的影响等，引导各国政府和机构调整相应的政策，以实现就业机会的均等。

OECD组织的教育与技能部门在促进政府间教育合作方面的工作方式值得观察。其非正式工作组的作用主要是拟定政策议题、对政策框架进行不断提炼，并不断根据修改意见来修正框架；为框架内容提供信息资料，由与会者对资料进行甄别、组合，帮助其在已有框架下进行内容填充。在这个过程中，OECD组织并不急于形成最终共识，这一工作组更多的功能是旨在保证高频率的对话和方向性的引导。在合适的时候向OECD政策委员会提供政策蓝本，并通过向中国教育部、欧洲委员会等定向增设席位的方式，实现更多机构主体的对话。这一机构在平时可以按部就班地促进内部对话和建构共识，在上级单位具有政策需求的时候又能够及时反映各方观点，形成政策建议。因此我们认为这一工作组应当是一个旨在推动跨政府、跨组织教育对话和智力合作的支持性机构。

(供稿: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