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小一开始的“军备竞赛”
对44岁的保险公司精算师李哈里先生（Mr Harry Lee）而言，儿子加布里埃尔（Gabriel）在2022年进入小学一年级时，仿佛就是一场教育“军备竞赛”的开端。加布里埃尔属于“SG50宝宝”——2015年新加坡庆祝建国50周年时出生的一代。那一年的出生婴儿超过3.7万人，是2015年至2024年间记录到的最高数字，这也可能意味着学额竞争更为激烈。小一注册分为多个阶段，较早阶段优先考虑校内有兄姐就读或父母为校友的孩子；这些条件加布里埃尔都不符合，因此李先生把目标锁定在2B阶段，也就是父母曾在学校担任义工的家庭可享有优先权。他们希望进入居住地后港的一所热门学校，看中其学术口碑与价值观教育。李先生回忆：“我们每天做交通义务指挥的值勤，每次45分钟，累计到40小时，一周去一次，持续40周。”按规定，家长义工必须完成至少40小时服务才会被纳入2B阶段考虑，但学校并不会保证一定有名额，“他们也强调并不确定”。“那一年对我们来说压力非常大。”他说，任何教育体系都会存在竞争，但许多焦虑来自不确定性；若能提供更清晰的入学指标数量而不仅依赖历史数据，将更有助家长评估孩子的入学概率。
二、“军备竞赛”贯穿各个关键节点
受访家长形容，陪孩子走过校园生活就像在跑一场无法退出的赛跑：有人提早多年规划教育路线，有人投入补习与才艺课程，试图在热门学校竞争中占得先机。学生也反映，他们承受考试与期待的压力，有些人甚至觉得自我价值与成绩或就读学校紧密相连。政治领袖已多次回应相关问题：在9月的总统致辞辩论中，总理黄循财（Lawrence Wong）表示政府将在新任期进一步降低“一考定终身”的影响，并推动新加坡从以分数为唯一标准的狭义精英主义，迈向更广泛、更包容的评价体系；他也提到，教育曾是他那一代的“社会平衡器”，未来家长与孩子不应把教育视为负担，而应视作跳板。同场讲话中，教育部长李智陞（Desmond Lee）表示新加坡必须摆脱把教育当作“军备竞赛”的心态，教育部将研究如何降低考试的高风险属性，更聚焦学校生活中的非学术面向，并防止资源更充足的家庭过度“催熟式”培育孩子。然而在许多家庭看来，竞赛仍是日常现实：首个重大关卡是小六会考（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PSLE），它决定孩子可以进入哪些类型与范围的中学。三名孩子的母亲、47岁的传播顾问乔蒂·汗（Jyoti Khan）说，体系压力“几乎会传染”，当孩子们逐步走到PSLE，她发现自己也被卷入大部分家庭的节奏：补习、规划全年围绕考试运转；“每个家长都在谈今年是不是‘大考年’，你会发现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加入那种讨论。”她努力不把焦虑传递给分别就读中四、中二与小二的孩子，但当儿子尝试通过直接收生（Direct School Admission, DSA）申请中学时，她仍投入其中，帮助他打磨吉他曲目与个人陈述。
三、“好学校”供不应求，层级感仍在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副教授蔡文森（Vincent Chua）指出，竞争持续存在的根源在于“好学校”的需求超过供给：即便新的PSLE计分制度旨在降低竞争性，学校分布在现实中仍呈现某种“曲线结构”：少数精英学校、多数被认为不错的学校，以及少数较不受追捧的学校；他说：“只要这种层级存在，竞争就会持续；现在离理想状态中的每一所学校都被视为好学校仍有一段距离。”家长会觉得必须投入补习、才艺课程与持续监督，而考试也更难在高分段拉开差距；当教育变成竞赛，社会比较就会成为生活方式，最终形成升级的“军备竞赛”，带来压力、倦怠与青年福祉下降。汗女士也表示，人们仍会以就读学校来评判他人；不少人相信进入“好学校”不仅是品牌，更意味着社交与校友网络资源。随着孩子一路升学，这种压力往往在O、N、A水准等被视为通往高等教育的关口的关键考试时更为强烈，。
四、结构性不平等与“私人投入”推高竞赛
多年来，政府推出更多路径以降低对单一考试的依赖，并更全面地评价学生：教育部表示将持续优化DSA甄选流程，以确保学校把焦点放在学生发展、甄选更客观透明，并让DSA保持可及性；全面科目编班让学生可按科目选择不同难度层级；新的PSLE成就等级（AL1至AL8）自2021年实施；取消中小学年中考试也在推进，初级学院逐步跟进；近期初院入学计分方式由计六科改为计五科，希望学生有更多时间进行全人发展；2027年起也将以新的中学教育证书考试取代现行O、N水准考试，配合按科目层级评估的方向。但家长反映压力并未真正减轻。46岁的公务员黄珍妮特（Jeanette Wong）说，她的两个孩子在新旧计分制度下参加PSLE，压力程度都差不多：旧制度强调相对排名；新制度则可能让更多学生出现相同总分，导致更多学位需要通过抽签决定。自2023年以来，家长团体推动改革，提出包括检讨班级规模与资源配置、让PSLE变为可选等建议。国立教育学院副教授陈杰森（Jason Tan）则指出，转向非竞争心态之所以困难，在于教育既是公共品也是私人物品：政府强调社会流动与公平，家长自然聚焦为自己的孩子争取优势，“没有父母愿意多年后回头时后悔当初没有做得更多。”结构性不平等（社会网络与财务资源差距）也会强化竞赛，且大量“私人花钱”投入补习等项目，政府更难监管；对弱势家庭而言，教育常是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因此“赌注更高”，家长的“用力”更像是对竞争体系的理性回应。
五、下一步改革可能走向何处？
受访家长普遍希望政府进一步检视重大考试，尤其是PSLE。51岁的梁安琪（Angela Leong）希望孩子能在多路径体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而不是过度依赖高风险考试来决定命运；她认为尽管体系不断变化，评估与成绩仍像阴影般存在，关键在于为每个孩子找到最契合其优势的道路。也有家长提出更温和的评估方式，例如引入更“切块式”的测验或项目，与标准化测试并行，在较不具威胁感的环境中评估孩子是否达到要求。黄女士则更直言希望出现PSLE替代方案，认为从幼儿园阶段开始的各类增益投入，最终都被导向同一场主要考试，这对年幼孩子造成“不必要的压力”。与此同时，家长也承认仍需要某种机制把学生分配到不同学校，问题在于如何降低单一关卡的决定性，并让多元路径真正同样被认可。
六、政治推动与社会阻力：教育改革的“烫手山芋”
在国会层面，要求改革的呼声持续存在。惹兰勿刹集选区议员符敦雅（Denise Phua）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取消PSLE，并试点“直通车”制度（从小学直升到初中阶段）；她认为替代方案“并非不可能”，但需先深入理解社会对PSLE的忧虑与可行的应对方式，再进行试点。她也指出仍需确保劳动力市场真正重视非学术技能与蓝领工作。其他议员也强调要在减压与备战未来之间取得平衡：有人认为学生需要更多机会在求学阶段探索兴趣与优势；也有人指出在生成式AI兴起、信息触手可及的时代，教师与学校需要更充足的支持与装备。反对党议员则表示将继续推动包括缩小班级规模等改革，并指出当AI开始复制部分白领工作，现行较“模板化”的路线可能不足以应对未来变化；但他们也承认体系迄今仍相当有效，因此推动根本性改革并不容易。
七、十字路口上的教育体系
政治观察者指出，教育政策之所以“难改”，正在于它牵动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当体系仍被认为“相当有效”，彻底改造在一些人眼里反而显得“反直觉”；但压力与竞赛感又真实存在，使得教育改革长期处于“有人要变、有人抗拒”的拉扯。学者建议可从供给与结构面降低“追逐少数名校”的诱因，例如强化每所学校的特色课程与优势，让家长不必把选择收敛到少数“顶尖学校”；也有人提出在小一注册制度上提升公平性，让没有人脉与地缘优势的家庭获得更合理的机会。另有观点认为，PSLE并非全球通行的必备关卡，部分地区已取消类似考试或改采校本评估，显示制度设计存在不同可能性。但在现行体系的多个压力点中，学者也点名小一入学制度尤其突出：在一个强调择优的体系里，入学机会仍与家长能为申请过程带来什么高度相关，这种张力正是改革争议的核心之一。
更多信息请参阅：
编译自：新加坡海峡时报，2025-11-24
编译者：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沈华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