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国教育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国际平台上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是需要研探的命题。张民选教授以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为例，就如何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提出了深刻的见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作者简介：
张民选 朱福建 黄兴丰 吕杰昕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文章来源：
张民选,朱福建,黄兴丰,吕杰昕.如何讲好中国教育故事：需要研探的命题——以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2021,41(12):1-10.
摘要：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新时代背景下党和国家在中外人文交流领域发出的最强音。中国教育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好中国教育故事对于凝练中国教育智慧、提振中国教育工作者的信心、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与亲和力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提出“讲好中国教育故事”这一命题，并不等于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讲、讲什么和怎么讲好故事，更不等于我们已经会讲故事，其中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研究和探讨。本文以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为例，就“为什么要讲好故事”、“如何吸引别人来听故事”、“讲什么故事”、“怎么讲故事”和“谁来讲故事”等问题进行研探，以期为我国教育同行“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
中国故事；教育故事；中英数学交流项目；人文交流；中国教育走向世界
正文：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文交流工作，一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早在2013年，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2]可见，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已成为我国国际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教育是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促进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通过教育对外开放和中外人文交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共商共建共享“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是一个人口大国、发展中大国和教育大国的应有担当，[4]也是“讲好中国教育故事”并进而“讲好中国故事”的客观要求。近年来，我国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先后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关系，与47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与46个重要国际组织开展了教育合作与交流。[5]同时，我国还通过增加联合国的国际组织会费、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承办国际高端教育会议、筹组金砖国家大学联盟、设立教育援外基地等举措，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自上海2009年首次参加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Student Assessment，简称 PISA）、2013年参加教师教学国际调查项目（Teaching and LearningInternational Survey，简称 TALIS）以来，上海及之后中国四省（市）学生在 PISA 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和上海教师的专业发展优势，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关注，使中国教育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成就为我国进一步推进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更好地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我们“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和平台。
2014年4月，上海与英国教育部签署了《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的谅解备忘录》，明确每年互派数学教师赴对方学习交流，开启了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的有益尝试。七年来，中英交流互访数学教师达830余人次，两地涉及学校超过8000多所，上海教师在英教学时参加听课说课和教研活动的英国数学教师已经超过1.5万人次。英国还引进了上海全套数学教材，上海数学教育也被誉为“上海掌握教学模式”。英国第三方评估报告称：该项目是自 20世纪 90年代末英国《国家算术战略》（The National Numeracy Strategy）出台以来，数学教育领域最大的一次政策创新，虽然现在就断言英国数学教育取得巨大进步还为时过早，但英国教师对数学教育都更有信心了、学生更喜欢学习数学了。[6]我国教育部高层领导也批示：“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发达国家资助，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教师互派项目。该项目充分展示了上海基础教育的特色和优势，是我国基础教育由‘追兵’向‘标兵’迈进的成就之一。”[7]
然而，作为项目的组织者，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当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和挑战。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虽然中央领导向我们发出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号召，我们也有了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的强烈意愿，甚至中外已合作搭起了讲故事的平台，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就已经具备了向世界教师和专家讲中国教育故事的才能，把握了讲中国教育故事的内容，更不等于我们已经会讲善讲中国教育故事了。实践中的困惑与挑战和文献查询中发现的空白，使我们强烈地意识到，“如何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认真探索的重要命题。下面仅以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为例，就“为什么要讲好故事”、“如何吸引别人来听故事”、“讲什么故事”、“怎么讲故事”和“谁来讲故事”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为何要讲好中国教育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曾高屋建瓴地指出了要讲好中国故事的内核：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等问题。[8]所谓“逆差”，是指西方媒体对我们进行的新闻信息强势输入与我们的声音难以传播出去的不对等状态；所谓“反差”，是指中国改革开放、快速发展、与时俱进的真实面貌与西方媒体所曲解和妖魔化的中国“舆论形象”的不一致情形；所谓“落差”，是指我们的信息传播能力和理论建构能力与我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不相称的矛盾。“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努力缩小并不断消除这些“逆差”“反差”和“落差”，争取并掌握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权”、影响国际舆论的“话语权”、遏制“西强我弱”态势的“主动权”。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向世界展示一个全面、丰富、进步和发展的中国，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事实上，在教育领域我们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正如顾明远先生所说，过去教育界的话语权基本在西方手里，教育研究方面的很多话语基本是西方的话语。在教育信息流量方面，我们接收外国的教育信息量与外国接收我们的教育信息量完全不对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如饥似渴地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经验，抱着开放的心态向世界各国教育同行学习，每天有大量世界教育信息流进来，但我们流出去的教育信息却非常少。外国人对中国的教育经验、教育研究和教育名人名家知之甚少，“主流英语国家的大多数非华裔教育学研究者对中国问题缺乏兴趣”。在教育形象方面，虽然在 2010年以后外国人对中国教育的认识有所改观，但总体上还是停留于应试教育、死记硬背或者“学校连课桌椅都没有”的刻板印象。有些西方媒体为了刻意强调中西方教育的“不同”，仍乐于强调中国教育中某些极端的特例，甚至故意“妖魔化”中国教育和中国教师。例如，某国著名广播公司就在2008年的纪录片《BBC 中国学校 》（BBC Chinese School）中刻意丑化中国教育，且在上海连续两次获得PISA2009和PISA2012测试世界第一、英国政府已经派出数学教师来沪学习之后，该公司还在纪录片《中国学校：我们的孩子受得了吗？》（Are Our Kids Tough Enough? Chinese School）中人为放大激烈的言辞和一些符号性的东西，“把过去传统教育方式定义为中国最先进的教育，以借鉴之名行抵触反抗之实”。
在软实力方面，我们还不会讲中国教育故事，即便讲了也只是停留在经验的层面，很少形成让人记得住、想研究、可推广的中国教育经验或理论。纵观当前全球教育研究和成就推广领域，几乎所有经典的教育理论和模式都来自欧美和日本，很少有来自当代中国教育研究者提炼或总结的东西。甚至对英国人前来学习取经的上海数学教育，我们也没有来得及建构起内涵丰富、逻辑严密、可资分析比较的中国数学教育理论框架。英国人对我们影响巨大的“青浦数学教育经验”完全不了解；告诉他们后，他们也还十分困惑。最后，还是英国专家与我们团队在比较了 上海数学教育经验和布鲁姆（BenjaminBloom）的“掌握学习”（Mastery model for learning）理论以后，他们才认同上海的教学方法很有特点、也更为有效，应该命名为“上海掌握数学教学模式”（Shanghai mastery approach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mathematics），[13]并在英国中小学数学教育中推广。这个英国人命名的模式虽然不太符合我们的心理预期，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英国专家这种“先分析他们原用教学方法背后的理论，再从我们的日常教学和青浦经验中研究上海数学教学方法背后的优势，进而在规范比较基础上提炼教学模式”的态度与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的。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大背景下，提出“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的命题。
当然，以上只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最原始的初衷。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讲好中国教育故事还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第一，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教育经验，进而了解当代中国和中国人民。教育是国家间交流对话的重要力量，讲好中国教育故事，让外国听众爱听、乐学并愿意尝试中国教育经验，不仅可以提升中国教育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在不断的互动与实践过程，增进了双方的理解，促进了“民心相通”。在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中，我们很欣喜地看到，英国的教师引进了我们的“教研组”（Teaching Research Groups，简称 TRGs）和“教研活动”模式，因为英国教师从最初排斥听公开课到积极参与教研组活动的转变，反映出他们理解了中国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运作的逻辑，感受到了中国教师团队协作的力量，甚至还体会到了中国的“政治优势”。[14]
第二，提振中外教育工作者的信心，促进教育工作者专业上的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战略，讲好中国教育故事，就是要凸显“共赢共享”的理念，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国教育发展成就和发展经验，使各国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工作者能够意识到：我们能做的事情，他们也能行；我们办得到的事情，他们也能够办到。
第三，更深刻地了解他人和世界。如果能够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我们将会得到“副产品”，这个副产品就是我们将会更加了解他人和世界。因为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会无形中增强我们的责任感，会促使我们认真去思考“世界缺什么”“别人为什么要来听故事”“他们会有什么障碍”“他们与我们的教育方法有什么差异”“我们应该或者可以提供什么”等系列问题。
第四，更好地认识自己。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也会促使我们更加有意识、更加全面客观地审视我们的教育实践，诸如“我们是否有经验”“这些经验可否提炼和建构为理论”“我们在教育发展中是否存在弱点和盲点”。而对这些内容的审视又会加深我们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了解。可以肯定的说，我们今天对上海数学教育经验的了解，比2014年我们刚开始同英国交流合作的时候要深刻得多。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我们自己在不断反思和提炼，英国人也通过他们的视角在帮助我们梳理。甚至有时候，就在解答英国人疑问的过程当中，那些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做法也被发掘出来，并被赋予了很高的价值。
三、如何吸引别人来听故事
讲故事需要听众，是否能够吸引到听众，对故事讲述者是一个考验。当前我国传媒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传者中心”思维，对海外受众研究不足，在实践中把“讲好中国故事”简单地等同于“讲自己觉得有价值的故事”，造成中国故事的讲述更多是“我想说的”，而不是“你想听的”“你想学习的”。[15]因此，要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我们需要研探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吸引别人来听我们的教育故事。
在这一方面，我们大抵呈现出三种心态和做法：其一，酒香不怕巷子深：等人上门。“酒香不怕巷子深”来源于张之洞之于泸州老窖的一个典故，指的是如果酒酿得好，就是在很深的巷子里，也会有人闻香知味，慕名前来品尝。在对待中国教育故事或经验上，持这种心态的人认为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待中国经济、社会和教育都发达了，人家自会上门来学习。其二，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吆喝。与前者所采取的被动态度不同，“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体现的是一种积极地自我宣传方式，主张通过吆喝引起别人对中国教育故事或经验的关注。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或语境里面，“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带有一定的贬义和嘲笑的味道，但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却是一种值得崇尚的态度，且在当前企业营销与对外宣传领域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其三，躬身入局：参与国际活动并亮出成就。曾国藩曾言：“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①意在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不能只在局外摇旗呐喊，而必须参与其中，才可能有所收获。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要吸引别人来听中国教育故事，不能仅止于等人上门和自我吆喝，还必须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在活动中亮出我们的成就和经验，用事实和数据打动别人，吸引其来听中国故事、来研究学习中国经验。
分析以上三种心态和做法，不难发现，通过参与国际活动来亮出我们的成就，是当下吸引别人来听中国教育故事的相对有效方式。首先，“等人上门”虽然体现了中华民族一贯内敛、低调、谦虚的传统美德，但在“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和形象“他塑”的困境中，如果我们不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主动参与国际活动，那么我们的声音就可能会被淹没，我们自身、我国的发展也就不容易被别国了解和理解，我们的利益也有可能会受到损害，更谈不上主动去吸引别人了。其次，“吆喝”对于吸引别人来听故事有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但仅有“吆喝”显然也是不行的。在当前中西方意识形态分歧难以消弭的背景下，这种以灌输、宏大叙事为特征的自我宣传方式通常难以引起海外受众的共鸣，甚至有可能会招致误读误解或别有用心的歪曲，最近个别国家以莫须有的罪名关闭孔子学院的行径，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样的道理。另外，上海参与PISA、TALIS和SABER②等国际大型教育测评项目的实践证明，参与国际活动、用国际公认标准展现中国成就，更容易吸引世界目光，吸引各国专家和官员来听中国教育故事，提升了中国教育的影响力。[16]很难想象，如果我们没有参与 PISA、TALIS 和 SABER 等项目，像英国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会来学习我们的数学教育经验，世界银行会出资组织全球 130 多名专家和官员齐聚上海，举办“公平与卓越：全球基础教育发展论坛 ”并 发 布 报 告《上 海 如 何 做 到》（How ShanghaiDoes It）。[17]因此，如何吸引别人来听故事，离不开国际交流、离不开主动参与大型国际教育活动，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中国的听众，而是要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不了解的中国的各国教育工作者听。
四、讲什么样的教育故事
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18]因此，讲故事也不能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更不能盲目迎合外国人的口味，而是要基于受众的心理需求，精心组织各种故事载体，把中国教育智慧、经验和成就寓于其中，使外国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
（一）讲外国人渴望了解的教育故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教育官员和专家学者来到上海考察，他们有的想要亲眼见识一下上海教育的实际状况，有的希望探究上海基础教育成功的秘密，有的期望能学到上海教育发展的经验。而参加中英数学交流的教师则将目光聚焦于的数学教育领域，他们问的最多的问题通常是“上海数学老师的课堂跟英国课堂教学有什么差异”“这些差异中哪些很重要”“是哪些关键性的差异造就了上海数学教育的优异成绩”，等等。尽管这些需求的层次不同、标准不一，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希望在真实的教育情境中找寻上海教育取得成功的秘笈和关键因素，这是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上海的最核心的目的。面对这些需求，作为故事讲述者，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予以回应。
首先，要原原本本地呈现中国教育样态，让各国专家客观、历史、多维地了解我们的教育。我们无需刻意掩饰我们曾经有过和现在还存在的问题，也不用过分夸大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更不用将我们的成功做法强加于人。例如，当美国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 、《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来考察上海教育时，我们既带他参观了上海的名校，也让他访问了一所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占40% 以上的普通小学。就是在这所普通学校里，他总结出了“上海的秘密”，并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19]弗里德曼认为，“好学校”每个国家都有，而且好学校都有最优秀的教师、最优秀的学生、最先进的设施。他还认为，一个政府、一个国家的富人要办几所最优秀的学校并不难，但对政府和普通民众而言，关键是如何办好广大平民百姓的所有学校。上海教育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能够通过教师发展，办好每一所普通百姓子女的公立学校。
其次，要了解并凝练中国的教育经验，不能“不识庐山真面目”。在与英国专家和教师的交流过程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只有研究中国教育的实践、梳理提炼出中国教育的经验、比较分析它们与国外教育方法和实践之间的差异与优势，我们才能够讲出讲好中国教育故事。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抽象、建构起中国教育的理论与模式，那我们对世界教育发展的影响力会更大、更深、更稳定。例如，我们有位数学教师在参与中英数学教师交流后，通过深入研究上海经验，对比分析中英数学课堂，总结出上海数学教育的核心经验在于：（1）对所有学生的高期望与关注学生的差异之间的平衡；（2）记忆和理解的平衡；（3）具体和抽象的平衡；（4）教材统一性与教法多样性的平衡；（5）基础目标和小步子前进的平衡。[20]显然，这样的总结提炼既真实反映了上海数学教育的特点，又比较出英国数学教育中的相对缺乏和薄弱之处，而且也是外国教师希望听到、能够理解的。于是，这些中国教师总结出经验，就演变成了英国专家认同的“上海数学掌握教学模式”的重要内涵。因此，在讲故事之前，我们必须深入思考中国教育优势是什么？经验究竟有哪些？能否基于这些经验建构理论？如何形成能够为各国教育界人士接受的、独特的中国话语？只有我们自己弄清楚了这些问题，梳理出真实可信、引人入胜的教育故事及其背后的教育理论与模式，才能够回应外国人的需求，才能够激发他们听故事的动机。
第三，不要忽视我们自己习以为常的做法。在文化教育领域，许多概念、看法、理念、方法、技术都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凝聚、积淀、固化、传承，甚至融入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习惯的。因此，我们自己以为理所当然的观念、我们自己习以为常的做法、我们已经“习惯成自然”的行为，对来自另一个国度、另一种文化的人们，却可能是闻所未闻、难以想象、值得研究、很有价值的理念与方法。例如，对于统一编制的中小学数学教材，我们都习以为常，并没有觉得这是一条重要经验。有时甚至批评教师只会“照本宣科”，要求教师既遵循课程教材要求教学，又能够根据学生差异因材施教。所以，在第一批、第二批英国教师来上海学习时，我们并没有哪位专家或老师专门介绍我们的数学教科书。但在英国老师眼中，这是我们数学教育成功的一大秘密武器。因为，英国小学教师只有课程大纲，没有统一教材，每个老师不仅要“包班”教大部分学科的课程，每周要至少上28-30 节课，每天还要根据各学科课程大纲编各科教材讲义、编“工作单”。这使得英国小学教师每天疲于奔命、而且编制的“教材”和“工作单”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出现或大或小的错误。英国教师发现了这个“秘密”后，强烈建议英国政府和出版社，将上海数学教材翻译成英语，以《真正上海数学》（RealShanghai Mathematics）命名，供英国中小学选用。因此，我们要通过国际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我们的教育政策、学校管理和课堂教学，从中找到各国差异、发现中国优势，提炼出中国经验与理论，讲好中国故事。
（二）讲外国人爱听的精彩教育故事
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给我们最深的感受是，讲故事要“寓意于乐”。讲故事不同于一般的宣传，更不是简单的说教。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来传递我们的立场、态度或主张，但事实证明这不是最有效的方式。假如我们单纯从理论层面给外国人讲解数学教育为什么要“面向全体学生”、如何“面向全体学生”，人家不见得乐意听、也不见得就认同这一观点。而且理论往往过于抽象，会让人产生枯燥无味、被动难信的感觉。比较好的做法是，将“面向全体学生”的意义和实现可能寓于故事之中，通过有血有肉的情节、生动形象的案例和真挚的情感来感染别人。因此，我们采用教学视频和现场听课的方法，将英国教师带到真实的课堂情境中，让他们亲眼观察上海教师“面向全体学生的互动教学”方法、直接感受上海教师帮助辅导后进生的场面。经过几轮的教师交往、讲述故事和互动体验，英国专家和教师现已完全了解和体悟到“面向全体学生”是怎么一回事，并将“面向全体学生的互动教学”列为“上海掌握数学教学模式”中的首要内容。[21]
（三）讲外国人听得懂的教育故事
“ 文 化 - 历 史 ”理论创始人维果斯基（LevVygotsky）认为，探索和思考人的学习和发展问题应当首先置身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宏大背景之中。[22]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造成了人们对同一事物理解的差异，这是给外国人讲中国教育故事最大的障碍。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请上海著名的数学教育家给英国教师作报告，虽然我们的翻译没问题，但英国教师对很多的内容不理解。比如我们常说的“抓两头，带中间”，他们就提出疑问，认为这似乎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他们原有过于僵硬的个别化教学观念，束缚了他们的思想。
为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先请一线教师解释专家报告，解释不了的就让教师上示范课并进行教研组活动，通过这种教师自己讲故事和行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让英国教师理解了我们的数学教育经验。温格（Etienne Wenger）提出，跨界学习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是边界物（boundary objects）中介者（broker），通过这两个要素可以建立起不同共同体之间的联结。[23]以上案例说明，在解决“讲中国教育故事”所面临的文化差异时，需要充分借助边界物（如教学计划、课堂教学、课后研讨等）和中介者（如专家、故事讲述者、观察实践）的力量，来增进对方的理解。
五、如何讲好故事
如何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不单是方法与技巧的问题，还涉及传播理念、成人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群体文化交际理论等方面的内容。只有整体把握这些要点，才能够把中国教育故事讲好讲透，增进各国对中国教育的认识与理解，增强我们的话语权、亲和力和影响力。
（一）树立正确的对外教育传播理念
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不是为了炫耀中国的教育成就，也不是为了博得听众的鼓掌与夸耀，更不是为了让人感到恐惧和害怕，而是为了增进各国对中国教育的认识和理解，促进各国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分享中国的教育发展成就与经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力所能及的贡献。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既要遏制“自我膨胀”“哗众取宠”和“谗言献媚”的倾向，也要防止因为讲故事而让外国人产生“中国太可怕了”的心理。我们既要保持与人类分享经验与知识的胸怀，积极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为全球教育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也要秉持“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的心态，不断向世界传递“携手共治、互利共赢”“我们能行，你们也能行”的声音。我们既要坚定中国特色教育的自信，也要在外国教育同行面前谦虚谨慎谦卑，对教育的复杂性及其面临的困境心生敬畏。事实上，在中英教师交流项目中，英国教师并非全盘照搬我们的数学教育模式，而是在他们的教育环境中选取有益要素、借鉴学习。同时，我们的教师也并非没有收获，双方其实是一种相互取长补短、互为借鉴的关系。[24]正是这样的一种相互了解、相互理解和相互学习的理念，促进了双方数学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提升了双方数学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学质量，也密切了两国教师和教育专家之间的联系。
（二）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
要讲好故事就要努力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25]讲中国教育故事，同样需要在语言表达、讲述技巧和呈现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首先，讲故事要尽可能使用对方的母语。南非前总统曼德拉（（Nelson Mandela）有句名言：“如果你用一个人听得懂的语言跟他交流，他会记在脑子里；如果你用他自己的语言跟他交流，他会记在心里。”[26]只有使用对方的母语进行交流，人家理解起来才会更顺畅，才能感受到我们的亲和力。在中英数学教师交流活动中，无论是上海教师赴英国示范教学，还是英国教师来上海学习，我们都力图用英语与他们交流、上课、开展教研组活动。虽然这样可能难以淋漓尽致地展现我们的教育特点，但是英国教师们却极为感动，而且他们都相信，在我们的日常教学中，我们的教学效果、师生互动和教师合作一定更为有效；许多英国数学教师也因此成为上海教师的伙伴和朋友。假如我们仅仅用汉语教数学，让英国教师在教室后懵懵懂懂地听课，则很可能产生不了上述的效果。
其次，讲故事要立足“凡人微芒”。在讲述技巧方面，除了要做到生动、真切、有鲜活的事例和自己的感受外，我们还要能够从普通、细微的事例中寻找光芒和道理。这就需要故事的讲述者经常深入教育一线，到学校、到课堂去做田野调查，收集一手资料、发现闪光之处，使中国经验与理论建立在丰富坚实的实践基础上。“凡人微芒”不仅让故事更为生动鲜活、富有意义，而且具有参透不同文化、为不同文化教育背景的教育工作者接纳的特性。跨文化交际专家就提出，或许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可能难以接受作为整体的另一种文化模式或者生活方式，但是他们可以认识和接纳另一种文化中某些因素，不同文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拥有相同的价值”。[27]正因如此，一种文化中的教师和学校中的“凡人微芒”更容易在来自其他文化的教师群体中产生的“同感”和“共情”效应。
第三，百闻不如一见。著名跨国跨文化交际专家霍尔（Edward Hall）曾经提醒过研究跨文化交往的人士，想要理解别人的语言和行为的关键“不是我们的言语，而是我们的行为”。[28]其实，人类的交流都难以离开行为。当语言和解说难以获得他国教育人士的理解时，如果有可能，就设法创建共同的实际场景或者虚拟场景，让外国同事到现场去感受，去直接观察、去通过亲身参与教学行动来体验，或者通过观看视频的方式让对方了解我们的故事，多感官参与、多种方式演示、让他们身临其境产生共鸣，往往要比单纯的“一言堂”更有效果。上海数学教育中的“面向全体学生”“抓两头、带中间”“小步前进”“变式教学”等有效教学方法，都不仅是通过上海专家的讲述，而且通过英国教师的观察体验，才传输给英国教师、为英国教师心悦诚服、甚至试教试用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中英数学教师交流活动中，不断优化活动内容和方式，从最初单纯的专家报告，到组织英国教师到学校听公开课、家常课，再到组建中英教师实践共同体，每一次的优化都极大提升了英国教师参与的热情和认知的效果。
（三）把握成人学习的规律
中国教育故事的受众，可以是儿童，但更多的是成年人。成年人的学习有其特有的规律，美国成人教育之父诺尔斯（Malcolm Knowles）认为，成人学习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指导性学习（Self-directedlearning）。同儿童的学习相比，成人学习具有6个典型特征，即明确的学习需要意识、独立的自我概念、珍视个人已有经验、以生活为中心的准备状态、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学习倾向、以内在压力为主的动机系统。[29]在设计成人学习活动时，需要关照成人已有的经验和学习需求，注重内容的实用性和自我参与原则，并充分利用学习者的内部动机、关注成人学习者的学习选择性。虽然讲故事不全属于成人教育活动，但可以肯定的说，其中包含了成人学习的成分。因此，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也要充分利用成人学习的这些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诺尔斯高度肯定个人经验在成人学习中的价值，但经验对于成人学习并非总是有益 。英国心理学家斯皮尔曼（CharlesSpearman）通过实验证实，经验对成人的学习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例如经验容易使成人固守已有的习惯方法、养成保守的心态等。[30]成人对旧习惯、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具有自身难以解脱的保护性，对接受新观点或新事物的心理准备往往不足，尤其当接触到与原有观念或经验相矛盾的观点时，他们容易采取排斥或批判的态度。[31]在心理学中，这是一种“前抑制”行为。在跨文化交流学习的过程中，这种由先前文化和经验造成的习惯和偏见在中英教师交流项目初期经常出现，妨碍他们对新事物、新现象的选择与接纳。例如，首批来上海学习的英国教师对“听公开课”的意见较大，认为安排他们听课既是对授课教师隐私的冒犯，也是对他们专业性的不认可。当我们首批教师到英国去上“示范课”时，他们也碍于情面，不来听我们老师的公开课。最后的结果是，英国的学生非常喜欢我们的数学课，甚至有学生在送给老师的蛋糕上面写着“We LoveShanghai Mathematics”（我们喜欢上海数学），但他们的老师却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在上课的。直到一年之后，通过不断地相互交流和磨合，他们才领悟相互听课实际上就是相互学习、“同侪互助”。在第二轮交流中（2016-2018），英国方面主动提出，要减少“上海教师在英国每天的上课时间”，而“允许英国其他学校的老师也来听课观课”，并请上海教师开展教研组活动，在活动中为英国老师“说课”。
（四）开展跨文化交际研究
给外国人讲中国教育故事，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活动。正如前文所述，文化的力量或者说习俗的力量是造成不同民族国家对同一事物理解差异的根源，也是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最大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开展跨文化研究，了解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从差异中寻找共同点和相通处。之前我们一直认为，跨文化交际研究是语言文化领域专家的事情，跟教育界关系不大。但在数字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教育交流中日益突出的跨文化问题迫使我们必须关注这一主题的研究。当然，我们研究跨文化交际问题，并不一定要面面俱到，而是要重点聚焦三个主题。一是通过对中西方文化差异及其成因的比较研究，发现不同国家教育理念和方法中的差异，了解造成差异的文化历史原因，并且增强对本族文化教育和异族文化教育的理解能力，提升“跨文化素养”。[32]二是通过对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应用研究，打破文化隔阂与误解，从而使讲者能讲好故事、异国听众能乐听故事、听懂故事。三是通过跨文化交际和群体文化交际理论的综合运用，打造跨文化专业共同体。人们既属于不同的特定文化，又具有多重身份，而属于不同社会群体、不同行业专业的群体又会构成同行群体的群体次文化。[33]中英两国的教师，就是既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群，交际中需要解决跨文化交际的问题；但他们又都是来自同一专业群体的人群，他们又会有相同“群体文化”的交际便利，因此，在实践中我们是可以找到促进各国专业人士相互理解、相互学习、达成共识、分享知识的方法路径的。
（五）让故事成为学习与发现对象
讲故事并不只是为了满足他国人士的好奇心，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是为了让中国的教育经验与理论能够为各国教育工作者研究、借鉴、学习与分享。为此，我们并没有满足于告诉英国教师上海的数学教育特点，而是努力为英国教师提供发现、正视、认同、学习、模仿与试验的机会，让英国教师和上海教师成为上海数学教学经验和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共同发现者。可以说，是英国教师与上海教师在上海的学校和课堂里，共同发现了上海教师在教学中原以为“习以为常、不以为是”的重要经验，提炼出了诸如“数学教学中小步前进的策略”（small stepsin teaching）、“三种变异教学”（概念变异、过程变异和混合变异）等上海教师常用的教学策略。[34]而英国教师也在实践中，体会到了共同实践和专业发现中的成就感，这自然又促使他们回国后积极尝试与运用在上海发现的有效方法。
基于对以上五方面的研究，我们在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实施过程当中，探索形成了“跨文化教师专业实践共同体模式”。首先，我们梳理出中英数学教师交流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包括：（1）单纯听专家报告，理解上有困难；（2）天天参观学校，成本高效果差；（3）频繁安排公开课，英国教师观念上难接受；（4）对日常教学中的经验，上海教师无意识、提炼不足而数学专家又不甚了解。其次，针对实践中的问题，研究并不断完善解决的对策，包括：（1）请中国教师解释或演示专家报告内容；（2）将英国教师分流到不同学校，使其浸润于学校生活；（3）组织中英教师结对，开展互听互动互学活动；（4）引导中英老师在工作生活中发现文化、理念、内容和方法上的差异和隐性知识，促进隐性知识显性化。第三，基于研究实践，借助相关研究，构建理论模型（如图所示）。
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借鉴了温格的实践共同体理论，每4人一组（中方和英方教师各2名）组建了若干个中英数学教师实践共同体，让他们在双方专家的指导下，在共同的场域中（即无论在上海还是在英国，都将他们安排在相同学校），基于共同的目标（即在实践中发现并提炼中国数学教育经验、帮助英国教师理解和领会这些经验、鼓励英国教师把中国的数学教学理念和方法融入个人的教学实践[35），] 进行跨界学习实践。同时，我们还借鉴了英国学者波兰尼（M. Polanyi）的隐性知识显性化理论。先通过专家报告将中国数学教育的研究成果即显性知识传递给双方教师（即从研究成果到教学实践），然后让双方教师在共同备课、观课、教课和研讨中进行体验、领悟和发现（即从中方为主的教学实践到英方为主的教学实践），了解和获得上海教师数学教学的隐性知识，最后从实践当中发现原来所没有意识到的中国数学教育经验，并将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即从教学实践到研究成果），让中英双方教师共同发现上海数学教学中有价值的隐性知识，并且显性化、理性化、抽象化。[36]这种跨文化教师实践共同体的探索与实践，既促进了双方教师共同的专业发展，也增进了两国文化的相互理解，让两国教师从听众、参观者和外来者变成为相互帮助的同事与朋友。
六、谁来讲中国教育故事
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不应该是几个专家的“独角戏”，而应该是中国专家、教师以及各国教育研究者、工作者的“大合唱”。讲好中国故事需要鼓励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从不同的角度来传播中国教育好声音。
首先，中国的比较教育工作者是中外教育交流的纽带，应该在“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的过程中发挥主力作用。新时代赋予比较教育新的使命，比较教育工作者不但要借鉴外国经验促进我国教育发展，也要利用国际教育交流平台把我国教育改革的经验介绍给世界。[37]而随着比较教育使命和功能的变化，比较教育工作者也需要有新的基本功。除了会外语、研究外国的历史文化和教育，更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中国的教育现状，了解中国的教育经验，并能够通过国际比较，提炼出中国教育经验背后的理论与模型。比较教育研究者除了应该到北美、欧洲、亚洲、非洲和拉美各国去考察调研，也有必要到我们的教育实践当中去调研、去蹲点、去挂职，收集一手材料、提炼教育智慧，和学校共同成长。惟其如此，我们讲出去的教育故事才生动、真切、有吸引力并能给世界各国以养料，才能真正体现出比较教育工作者不同于一般教育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的价值。
其次，中国的一线教育工作者是中国教育故事的来源，是中国教育经验的现身说法者。比较教育工作者只有和一线教育工作者一起，才能把中国教育研究透，传播好。通过中英教师交流项目，我们在上海培养了300多名能够用英语讲数学的中小学数学教师。他们不仅能够讲课，而且能够说课、与英国教师一起开展教研活动，还能够面对英国和各国媒体，讲述中国经验，回答媒体提问。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60多位上海教师接受过包括 BBC、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和英国许多地方媒体的采访，较好地实现了从“他塑”向“自塑”转变。
第三，除了我们自己讲述，还需要借助“他者”的力量，让各国朋友、外国专家和国际组织与我们一起讲中国教育故事。历史上，马可·波罗（Marco Polo）和他《马可·波罗东方游记》、利玛窦（Matteo Ricci）和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斯诺（Edgar Snow）和他的《西行漫记》都是“他者”讲述中国故事的经典案例，为传播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奋斗经历、增强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过去的几年 ，弗里德曼的《上 海 的 秘 密》（TheShanghai Secret）、世界银行的《上海如何做到》（HowShanghai Does It）、“PISA 之父”安德烈亚斯·施莱克尔（Andreas Schleicher）在不同场合对中国特别是上海教育的评价，以及参与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中英国专家、学者和师生，也都在传播中国教育声音、助力中国教育走向世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借助“他者”的力量，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在确保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的前提下，无疑会起到事半功倍的积极效果，甚至起到我们自己讲述、宣传所难以达到的效果。[38]当世界各国都认同我们，都帮着我们一起讲故事，帮着我们请人来听故事时，那我们话语权和影响力也会无形中得到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