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上午，九位比较教育学者应邀参加中青年比较教育学者研讨会主旨报告，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夏惠贤教授主持了此环节。线上直播观看人数达5000人次。
滕珺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未来教育的新社会契约与中国的可能贡献》，新社会契约（New social Contract）的核心意义是全社会应共同努力保障教育作为基本人权，她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四份报告为线索提出对新社会契约的思考。首先UNESCO为何提出新社会契约这一概念，滕珺教授认为，报告出台前正值新冠疫情爆发，美国接连“退群”、世界局势动荡之时，在教育领域的直接影响体现为加剧教育不平等，多边主义受到威胁，UNESCO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需要去呼吁教育是一项新的社会契约。接着滕珺教授比较了新社会契约与传统社会契约论的不同之处，第一，它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边界，将社会契约上升到全球层面；第二，它保障的是公共利益（global common goals）而非传统的个人利益；第三，它更加强调人文主义。紧接着滕珺教授讲到了新社会契约和人文主义传统的关系，总结了人文主义的四重境界：二战结束时指的是人在宗教面前的尊严，60年代以后指的是人在环境面前的尊严，21世纪指的是人在科技面前的尊严，此次讨论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人在社会面前的尊严，即团结的人文主义精神。UNESCO提出人类面临人文主义和社会契约的巨大挑战，这一想法背后的底层逻辑是否存在理论瓶颈，滕珺教授对此作出了思考，她认为这是建立在个体理性基础之上的，当个体理性与另一群体的矛盾利益产生冲突时，就容易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那么如何调和个体理性和社会契约之间的矛盾，如果从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出发，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重构这个底层逻辑，将其作为处理世界的第一性准则，那么中国学者就可以尝试去探索、提出“关系素养”的概念，基于这个原点去畅想未来的美好世界，推进更多有价值的、有深度的学术讨论工作，做出中国的可能贡献。
最后，滕珺教授分享许倬云老师的著作《十日谈》，认为中青年比较教育学者要用远见超越未见，要从同时代的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历史两个方向看，在历史和当下的两种国际视野力量去吸取养分，基于两个力量形成的远见，超越未见形成真正美好的当代天下。
图1 滕珺教授发言
郑太年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教育实践的国际比较——跨纬度的探索》，郑教授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的发展历史、学术人员构成、PISA测试成绩引出教育实践的变革传统，即多层次贯通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何我们的学生在PISA测试中名列前茅？为何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投入达到快速提升教育水平的成就？郑教授认为要解释这两个问题，实践就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现在学生培养重点从学术研究逐渐转向国际教育实践，如何进行国际教育实践的比较研究也有了较多的实践案例，比如说在以观察为基础对教学质量的研究中，除了研究质量的外部表现也要分析课堂视频，从而深刻地揭示课堂教学过程如何展开。比较著名的TIMSS视频分析研究，用解麻雀的方法对课堂教学内容、方式、语言等进行编码，发现处于不同文化情境下的数学课堂教学问题；OECD也进行了更为丰富、多样的课堂视频研究，它试图理解和观察两个问题：一是世界各国课堂教育如何进行，质量如何，二是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的因素有哪些，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共同的测评工具、共同的焦点主题，这种研究深入到课堂教学的具体活动方式。郑教授也曾经做过相关研究来解释中国的课堂为什么会成功，通过解析课堂教学分析出影响课堂教学的结构性因素，利用已有定律、相关研究和课堂教学实践进行互证。由此对中美两国的课堂教学活动组织和结构以及要素和系统进行比较做出判断，郑教授总结了教育实践国际比较的四个特点，如以真实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为研究对象、以问题引领研究、以潜在丰富的网络资源为分析对象、综合应用各种研究方法，进而解释了跨维度（跨越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的维度）研究的必要性，从理论跟实践的跨维度，政策和实践的跨维度，以及再回到实践，再回到政策方面，来聚焦问题研究政策是否可行，是否有效，以及在这个基础之上重新来看理论中的文化和情景要素，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打破种种的藩篱，来重新理解我们的教学，拓展和深化比较教育理论研究。
图2 郑太年教授发言
阚阅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以教育促进共同富裕：国际组织推动包容性增长的视角》，从政策和宏观的实践角度来看待二者关系，从比较教育的视角看待国际已有的成功教育经验。阚教授引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联合国制定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第八个目标提到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增长以及就业发展，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和讨论的重点问题。包容性增长实际上和我们理解的共同富裕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强调发展要超越单纯对收入的关注，我们衡量富裕和民生福祉，不仅仅能通过GDP从经济的概念去衡量，也包括包容性增长和强调非歧视性去衡量，以往关于共同富裕的讨论更多是从经济社会方面。阚教授对包容性增长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政策支持进行了论述，从教育出发思考在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教育应该发挥的作用，UNESCO的一些研究也发现教育贫困和经济贫困高度关联，通过教育创建可持续发展的探索很有必要。一些国际组织已经做出了积极探索，在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上，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都制定了多项教育指标来衡量社会包容指标；在战略策略上，提出了社会包容政策、创新政策和教育政策等。接着他阐述了共同富裕理论与政策对教育的影响，如增加受教育者的年限，提供补偿性教育、消除收入不平等状况、扩大教育投资等。
图3 阚阅教授发言
王正青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地缘政治影响下美俄对中亚的教育外交比较》，习近平主席时隔33个月首次出国参加外事活动，由此可以看出地缘政治交点中亚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王教授回顾了西方对中亚的政治博弈历史，从地缘政治学视角对美俄、对中亚各国的教育外交政策进行了分析，俄乌战争战争冲突以后美俄调整了对中亚的外交政策，在教育外交路径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创办海外分校、开发面向中亚的制度项目、为中亚地区提供在线教育资源、派遣本国教师到中亚、重视在中亚的媒体教育等。两国对中亚的教育外交机制也有一些共同点，一是重视对战略和政策的长远规划，二是开发合作项目，三是持续增加资金支持，四是实施共同性语言推广政策，五是利用国际平台展开合作。2022年3月，美国外长布林肯特别提出要重返到中亚，重新建立军事基地，对中国而言是巨大的警醒。中亚国家独立之后中国对于中亚教育的外交取得了很重要的进展，我们是唯一和中亚区域所有国家都签订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家，同时也鼓励这些地方的学生到中国来留学、提供优惠的制度项目、成立相应的教育合作组织、依托一些合作平台（丝绸之路大会联盟、中国与中亚大会联盟等）来开展交流，现在我们已经在中亚成立了13所孔子学院并建立多所高校的海外分校。在中国与中亚建交30周年的视频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也再次提出要向中亚提供一千个培训的名额。整体上中亚学生到中国留学的数据是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王教授最后指出，中亚是我们未来不能忽视的地区，总体而言国内教育学界对于中亚地区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未来我们可以加强对中亚国家教育体系构成、区域性大国对中亚的影响、中国对中亚的一些外交效果的持续评估、大变局之下中亚五国的发展战略等等方面的研究。
图4 王正青教授发言
施雨丹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香港地区教科书文本与青少年国家认同建构的反思》，从青少年国家认同建构的角度，从国家形象、公民身份、历史记忆三个维度分析香港地区教科书文本与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关系。首先阐述了教科书与国家认同的概念，认同可以分为国家认知的认同和国家情感的认同，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语文、历史、政治、社会科学等）在国家认同上发挥主要功能，这最能直接体现国家认同的价值观培养和塑造，通过教科书反映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第一步是进入教科书，第二步才是教科书来影响学生的国家认同。教科书要经历层层审定才能到学生手中，每一层的把关都会对青少年国家认同产生重要影响。教科书文本教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内容、语言、表格、学与教、组织编排五个维度共同影响来形成青少年对国家认同的基本认知。接着施教授论述了香港教科书中的国家认同研究，在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可以从国家形象、公民身份、历史记忆三个维度思考，她主要分析研究历史教科书是如何塑造共同历史记忆、塑造香港公民身份，回顾了香港中学的中国历史科，选取两本历史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话语分析，从主体维度、实践维度、空间维度、权力维度四个维度展开分析讨论。最后施教授谈了三点从教科书意义来看关于青少年国家认同建构建议，一是要加深对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建构的复杂性的理解，缩短两种现实之间的距离，二是要深入分析教科书文本背后的价值意义，要知道说什么，也要知道怎么说更好，三是要把握教科书产品的上下游，上游即作者和官方人员做好选择，下游即使用者正确解读。最后，施教授指出，香港进入到一个新的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背景下，香港教育势必会变得越来越好，也希望国内学者在做香港教育研究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实际行动对香港教育发展做出贡献。
图5 施雨丹教授发言
袁利平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从跨学科到超学科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转向》，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比较教育究竟是什么？学术界主要从方法、学科、领域、论坛作出界定，这四个维度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引用华勒斯泰和刘宝存教授的话，袁教授认为比较教育学科显然是一门学科，跨学科性是比较教育的基本属性，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需要，比较教育跨学科研究在行动上也面临重重困难，主要是身份危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跨学科特征与学科方法的应用含糊不清，二是未能形成自己成熟的理论体系，三是过多关注制度等主题研究，忽视对学校教育本身的研究。因此，袁教授提出我们可以通过跨学科到超学科的新范式转换来破解困境。接着袁教授回答了比较教育超学科研究可能性的问题，通过学科结构示意图说明超学科是在跨学科基础上产生的新学科范式，以分析和解决问题为导向实现复杂多元学科相互配合，以超越任何具体学科的方法对具体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范式，从根本来讲是一种方法论、研究理念或世界观，进而提出了比较教育研究的“超学科”性质的命题，如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范式转型，知识生产模式Ⅰ、知识生产模式Ⅱ、知识生产模式Ⅲ与超学科研究视角等，比较教育正在酝酿一种新的突破，这个突破就是比较教育研究继续朝向多样化、科学化的基础上去多元化、理性化、科学化综合，利用超学科的协同作用和整体效用，要融合各学科知识，为真实世界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新的视野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教育它属于正在兴起的一个超学科。最后，袁教授认为，从跨学科到超学科，比较教育不管是作为一种新的理念、研究策略，还是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它都有助于重新拓宽比较教育研究的学术视野，提高比较教育研究的学术素养，特别是超越研究，关注行动，以实践为导向，有助于拉近比较教育研究者、教育决策者、管理者和基层教学者之间的相关利益的关系，使学科研究现实感得到承认和彰显。
图6 袁利平教授发言
沈文钦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跨大西洋的分歧：20世纪20-60年代英美两国有关大学通识教育必要性与形式的论争》，首先沈教授介绍了通识教育在英国大学体系的起源与背离，美国对通识教育的继承、发展与支持，进而提出了四个问题研究，从历史角度去看待英美本科教育模式的分野是如何形成的，独立后美国对英国本科教育做出批评，1879年以后分野强化争论法学院和医学院是否设置本科学位，二战后英美本科教育的分歧越来越大，60年代两国在Ditchley Park会议上关于通识教育问题开始交锋，Ben·David认为英国的模式是：无通识课程，有通识宗旨。那么制度化大学通识教育为何在英国没有造成明显的负面后果，沈教授概括为英国大学教育的精英性、非职业性、导师制、住宿学院制，可以得出通识教育在英国是逐渐式微的结论。关于如何贯彻大学通识教育，沈教授觉得英美模式对我国有借鉴意义，美国倾向于通过课程（核心课程、分布必修课程）实现通识教育目的，英国更多地是通过非正式课程（住宿学院制度，学生交流社团、课外讨论小组）来达到通识教育的效果。最后，沈教授通过分析英美两国本科教育模式的内涵与表征形式，对其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的争论阐释得出对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启示，首先是要认识到英国制度本身，虽然说没有显性的通识课程设计，但其实这个制度有它的优点，例如住宿学院制度、导师制、跨学科学位；其次要反思美国模式，中国和美国的国情差别很大，美国模式具有独特性，我国改革不能照搬美国；最后沈教授对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如何重构的问题提出三点建议，一要思考中小学和大学的通识教育分工，中小学的教育本质上应该是通识性教育，二要更加强调通识课程的心智训练价值，要发展能力曲线的空间模式，三要发掘社团和住宿学院制度的育人功能，不能把所有通识教育任务都通过试图授更多的课程来学习。
图7 沈文钦副教授发言
梁荣华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迈向中观：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机制分析》，梁教授首先提出当前的比较教育 “不比较”的困难与障碍，当前建立比较参照系的两种常见倾向是微观比较和宏观比较，面对微观比较的过度描述和宏观比较的大而无当，在描述和公理之间建立一个解释层次就很有必要，这种思考下莫顿和科尔曼等学者主张的中层理论即关注机制解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通过对机制进行学术式梳理进而尝试理解比较教育中的机制解释，梁教授理解为通过对两国两个区域或者多国多个区域之间教育现象生成的因果机制对比，分析特定教育现象因果机制的异同，深化对教育现象的认识，以更好地把握教育现象背后的规律和趋势。为何要将机制解释运用于比较教育研究，梁教授认为，一是机制解释可以弥合微观和宏观二者之间的分野，为认识和解释教育现象提供“全景式”视域；二是机制解释有利于比较教育发挥社会实验的功用，从而在实践层面更好地对教育现象进行预测，进而改善决策；三是机制解释有助于在问题意识、理论意识、方法意识上进一步推动比较教育研究的品质提升。接着梁教授也讲解了机制解释的案例选取原则，基于条件、结果异同构建坐标系提出要关注社会单位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在横向和纵向的两两叠加基础上提出定性比较分析法、量化因果机制分析及多主体建模法、比较历史分析法和过程追踪法四大类研究方法。最后，梁教授提出，机制解释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过度决定、无法准确控制相对主观的变量因素。
图8 梁荣华副教授发言
孔令帅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比较教育研究数字化转向的向度与限度》，从比较教育研究数字化转向的基本内涵、主要动因、向度、限度四大方面展开，首先对数字化转向、人文社会科学和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数字化转向进行了内涵介绍，孔教授认为，“数字化转向”只是为比较教育提供了一种解释的维度，并不宣称经由这种路径获得的结果具有唯一合法性，它所打开的前景并不能证明我们已经能够控制世界及其不规则性。比较教育研究数字化转向动因可以分为外部动因、内部动因和基础保障。借鉴薛理银教授的比较教育五要素模型（目的、主体、客体、方法、媒介），孔教授认为数字化转向其实就是一种媒介，从另外四个维度陈述向度，主体上从比较教育知识的作者到合作者，客体上从“文献”到“数据”，目的上从追求教育知识的“因果必然性”到注重“相关性”，方法上从分析到综合。比较教育研究已经具备数字化趋势和路径，但是对于比较教育研究来说，数字化转向也是有局限性有些挑战的，主要是三个层面的局限性：从本体来看会导致唯数据主义的盛行，从价值论来看可能会导致人文主义的缺失，从关系论来看可能会导致国际教育当中数据殖民主义的形成。最后，孔教授提出，比较教育研究数字化转向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上数字技术和教育融合所产生的海量的教育数据成为了比较教育研究的“金矿”，但是由于各国存在数据鸿沟，可能会强化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风格和话语体系，这样也会滋生新形势的知识霸权和教育霸权。对中国来说，中国作为教育数据的生产使用大国，如何通过教育数据来提炼我们中国的教育智慧，为世界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并且避免教育数据殖民主义的威胁。这也是我们当前中国比较教育学者面临的挑战和需承担的新使命，这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中青年比较教育学者的使命和挑战“，如何更好地通过教育数据来提炼中国的一些智慧，讲好我们中国的教育故事，值得我们继续努力和研究。
图9 孔令帅教授发言
最后，夏院长表示，九位主旨发言人持续四个小时对比较教育当中相关的主题和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阐述了各自在学术界的学术主张和学者们在比较教育研究中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刻、透彻、充分的分析，对比较教育中青年学者来说受益颇多，夏院长对九位主旨发言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希望在各位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共同推进比较教育学科的新发展。
图10 夏惠贤教授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