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随着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我们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COVID-19带来的影响不分国籍、教育水平、收入或性别，教育也不例外。那些来自特权家庭的孩子将会发现，在父母的支持下，他们可以绕过封闭的学校大门，获得其他的学习机会，并渴望学习。如果学校停课，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仍将被拒之门外。
这场危机暴露了我们教育体系中的许多不平等——从在线教育所需的宽带和电脑，到专注于学习所需的支持性环境，再到我们未能将有才能的教师吸引到最具挑战性的教室。随着这些不平等在这次危机中被放大，当事情恢复“正常”时，我们也不会回到不公平的现状。我们的行为改变了整个体系，只有有意识的行为才能避免我们的教育体系崩溃。
在短期内需要关闭学校的地方，我们可以减轻它们对学习者、家庭和教育工作者的影响，特别是对那些处于最边缘的群体的影响，他们无法获得数字学习资源，或者缺乏自学的弹性和参与性。我们可以进行国际合作，共同开发开放的在线教育资源和数字学习平台，并鼓励科技公司参与这一行动。我们可以迅速为教师提供更多的数字化学习机会，并鼓励教师开展跨境合作。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势头来重塑课程和学习环境，以适应21世纪的需要。
中国首先受到COVID-19的影响，但中国反应迅速，即使在全国财政紧缩的情况下，学校也被给予了最高的优先考虑，通过“绿色通道”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快速采购的质量和效率。2月17日，国家云平台正式上线，为全国各地学校的学生免费提供数字学习资源。该平台拥有7000台服务器和90TB带宽，可同时容纳了5000万学习者。不仅仅是政府调动了资源，更有广泛的贡献者挺身而出，通过创新的教学系统为学生提供免费的Wi-Fi和设备，为教师和学校提供社会支持。重要的是，教师已经准备好并能够远程与学生联系，同步授课和个人支持，以及应用教师提供在线资源进行自主学习。那些无法获得数字资源的人也没有被遗忘，在许多地方，家长可以从学校获得免费的课本。
虽然中国的学校将在4月中旬之前逐步重新开学，但世界其他很多地方的学校正在关闭。我们准备得如何?即使数据是在2018年危机爆发前收集的，经合组织的2018年TALIS（教师教学国际调查）结果也提供了来自参与调查的48个国家的初中教师和校长的一些见解。
1、利用技术
虽然现在许多学校配备在线学习所需的技术,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有四分之一的学校校长表示,数字技术的缺乏或不足阻碍着学习。这些数字甚至可能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校长都意识到现代技术可以提供教育的机会。此外，技术的好坏取决于它的用途。根据TALIS的调查，只有53%的教师允许他们的学生经常使用ICT来完成项目或课堂作业。然而，在丹麦和新西兰，这一数字是80%或更多，而在芬兰、以色列或罗马尼亚，这一数字在调查前的五年里翻了一番多。
根据TALIS的结果，不仅仅是年轻的教师在课堂上更频繁地使用技术，而且那些接受过技术培训的教师也经常使用技术。这表明，公共政策可以发挥作用。但在调查前一年，只有60%的教师获得了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专业发展，而18%的教师表示这方面的发展需求很大。在这场危机中，所有的教师都需要参与其中，技术可以弥补一些培训缺口，甚至在学校停课期间也是如此。
技术不仅可以改变教与学的方法，它还可以提高教师的作用，从传授已获得的知识变成作为知识的共同创造者、教练、导师和评估者。它可以使教师和学生获得课本以外的专业材料，以多种形式，以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方式。技术可以支持新的教学方法，使学习者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这些正是21世纪所需要的学习工具。
2、赋权教师和促进创新
但学习的核心不是技术，而是教学方法和所有权。在这个时代，成功的教育体系会尽一切努力培养教师职业的主人翁意识。当教师承担起责任时，很难要求他们做的比他们要求自己做的还要多。在这场危机中，即使是最优秀的教育部长也无法公正地满足数百万学生、数十万教师和数万所学校的需求。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建立在教师和学校领导的专业知识之上，并让他们参与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可以把PISA成绩最好的爱沙尼亚和芬兰作为例子，它们的教育体系完全是自下而上建立的。教师候选人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他们的能力来传达他们对公共教育的核心使命的信念，他们主要在学校接受教育。他们所接受的职前教育是为了建立一种对他们所照顾的所有学生的学习和幸福的个人责任感。高水平的政策一致性导致芬兰和爱沙尼亚的教师信任他们的教育领导人。尤其是，这些系统成功地使资源与需求相协调，使公平与质量相协调，这在这场危机中是一个更加艰巨的挑战，从而使最近的学校总是最好的学校。
许多人说我们不能给教师和教育领导者更大的自主权，因为他们缺乏能力和专业知识来实现这一点，但那些只被要求重新加热预先做好的汉堡包的人不太可能成为大厨。在这个危机时刻，仅仅延续我们的指令性教学方法是行不通的，这要求教师不仅要在另一种媒介上复制他们的课程，而且要对人们学习什么、人们如何学习、人们在哪里学习以及何时学习找到全新的回应。
在我们的学校体系中，我们很容易低估了创新的潜力:根据TALIS的调查，五分之四的教师说他们学校的大多数教师都在努力开发新的教与学理念，还有四分之三的教师说大多数教师都愿意接受改变。但校长仍有更大的空间去倚赖这些尚未开发的潜能，并得到校长更积极的支持:平均而言，只有59%的校长采取行动，支持教师之间的合作，以发展新的教学实践。
3、维护学校和社区的社会结构
在这场危机中，最大的风险或许是学校内部和学校创建的社会结构将变得支离破碎。学习不是一个交易过程，学生是内容的被动消费者，学校是服务提供者，家长是客户。对学习者和教师来说，学习总是通过互动，在一个健康和自我效能的环境中进行。未来数周及数月，学生，尤其是来自弱势社群的学生，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能否与老师保持紧密的关系。在这场危机中，学校需要为教师提供一些方法，让他们在身体距离较远时仍能保持社交上的亲密。十分之九的教师表示，他们从事教师职业是为了改变孩子们的生活，四分之三的教师明确提到了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的机会。学校系统的任务是支持教师完成这一使命。
教师与学生保持联系固然重要，但这场危机将扩大教师之间保持联系的需求。即便是在正常情况下，这也很难做到。平均而言，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教师会定期观察同事的教室，并给予反馈，即便教室就在隔壁。只有21%的教师每月至少参加一次协作式专业学习，只有28%的教师表示他们每月至少以团队形式授课一次。但这些恰恰是与教师更高层次的自我效能感相关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突出表明，这可能是不同的:在越南，78%的教师定期参与课堂观察，在上海，70%的教师参与协作性专业学习，在奥地利、意大利和日本，团队教学现在很常见。
技术可以帮助加速和扩大教师之间的合作，远远超越他们学校的界限。上海已经在利用这一点来改变教学:许多教师使用数字平台来分享他们的教案。其他老师下载、批评或改进的课程越多，分享这些课程的老师的声誉就越高。在学年结束时，校长不仅会问老师教得如何，还会问他或她为改善教师职业和更广泛的教育体系做出了什么贡献。通过这种方式，上海创建了一个巨大的教师开源社区，通过激发人们贡献、合作和被认可的愿望来释放教师的创造力。这就是技术如何扩展伟大教学的范围，认识到价值越来越少是通过指挥和控制垂直创造的，而越来越多是水平创造的，由我们联系和合作的人创造。
4、重新定义的领导
这场危机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教育系统各个层面对有效领导的需求。疫情最初的几周是混乱的。宏观上，机构层面存在混乱；个人层面上，学校和社区也存在混乱。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人们寻找一种可以依靠的东西来恢复秩序。在教育方面，这些人将是学校的领导者，他们解决学生、家庭、工作人员和社区的迫切需求，同时为学习和教学世界的改变做准备。学校领导们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危机处理团队，每天更新社交媒体，知道谁拥有什么，并采取行动。学校领导要与他们的教职工和行政人员进行沟通，了解他们需要哪些额外的资源，并优先考虑这些资源。即使在平常时期，这看起来也不容易:在塔利斯，平均只有37%的校长报告说，在调查前一年，他们与其他学校的校长合作完成了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这个非凡的挑战时刻不是公共对抗私人的时刻，而是公共对抗私人的时刻。
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时刻需要系统的领导者，他们要解决的体制结构往往是围绕成年人的兴趣和习惯而建立的，而不是学习者，他们要对社会变革抱有真诚的态度，在政策制定方面富有想象力，并且能够利用他们所赢得的信任来实现有效的变革。在这个危机时刻，不要问自己有多少老师听从了你的指示，而要问他们中有多少人擅长进行有效的合作。这些时代要求领导人集中资源，建设能力，创造正确的政策环境，并采取负责任的措施，鼓励和促进创新和发展，而不是服从。能够为21世纪的学习指明方向和铺平道路的领导者。
也许最重要的是，现在是提高教师地位的时候了。是时候让我们对教师表达更多的感激之情了，他们为帮助下一代实现他们的梦想和塑造我们的未来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在2018年开展TALIS时，只有26%的教师认为他们所做的工作受到了社会的重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希望未来这个数字会更高。
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oecdedutoday.com/how-teachers-school-systems-respond-coronavirus-talis/
编译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官方网站 2020-3-23
编译者：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白宇